紧张依旧

　　“女儿今年参加高考。尽管我们极力营造轻松氛围，但随着高考的临近，女儿紧张，我们也紧张，只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紧张的原因关键是，考试只有一次，如果考得不理想，就得复读一年重新考。我常常想，如果高考不是这样考试，而是换一种方式，比如，平时成绩按照一定比例与高考成绩相加，所得的成绩作为录取分数；再有，是不是可以增加考试次数，一年考两次，选分数最高的一次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分数。”而同样去送孩子去考试的王丽萍则没有朱丽那么豁达了。

　　王丽萍坦言，自己虽然认为高考是应该的，但对“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却不认同。“高考改革首先要改的就应该是‘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应寻找一种更加科学、公平的高考录取成绩计算方式。若此，考生就不会因高考而焦虑，家长也不会紧张。”王丽萍说。

　　“换一种考试方式，就是改变目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录取方式，给学生更多机会，使高考更加公平。”刘致华表示，高考一年只考一次，录取也只以这一次考试成绩为标准，如果这一次考不好，即便平常学习再好，也没有补救的机会。即便复读一年，也难以确保来年就一定能够考好。可问题是，一次考试并不能完全体现一个学生的真实成绩，如果临场发挥不好，平常学习好的学生，也可能考砸。“而之所以临场发挥不好，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方式直接相关。”刘致华直言。

　　在我市的几个考点，当年也参加过高考的家长们认为，孩子们的高考与自己当年相比，其性质和地位已经不可比拟。

　　刘女士上个世纪80年代参加高考，她说：“那时候高考的录取比例要远低于现在的录取比例。”尽管这样，刘女士仍感觉，现在孩子们的竞争比她们当年更激烈，“因为现在大学生基数变大了，就要求学生朝着名校发展。”

　　王先生参加高考是在1985年，他也认为现今高考的难度远低于当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们就能轻松许多，因为大学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如果不能进好大学，将来就业就没有足够竞争力。”

　　“高考已不完全是从前的‘一考定终身’了，就算考上了大学，将来也会遇上许多的挑战，不如保持一颗平常心，把高考当作人生中一个普通的节点。”王先生说。

　　“站在不同的立场、视角审视高考制度这头‘大象’，你很难描述出它的轮廓。”刘致华认为，现在，高考的成绩可能决定了人的一生走向，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探寻高考改革，应“跳出高考看高考”，用更加宽泛的视野、更高层次的眼界来审视现有高考制度，并且在认知上形成“最大公约数”，确保高考制度更为公平合理。

　　“政府应该运用‘有形之手’，均衡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实现‘无差别教育’。这就需要以国家的名义与实力，向偏远贫穷落后地区加大资金投放，重点培育和输送师资力量。只有教育起点公平，才能消除高考制度中的‘众口难调’与争论。”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陈红艳认为，虽然，这项教育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种理念应该形成，基础性的规划与工作也应及早提上议程，“毕竟，助一地之学，就是助一地之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长远看，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减轻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当下，考生拼成绩，拼名校，说白了，实质是在拼就业，拼生存机会。假如社会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多，社会福利保障好，哪会有‘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壮观，尤其是带来拼抢名校名额的高考改革纷争？”谈起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刘致华则表示，如果不跳出高考看高考，依然会“身在云海”，难辨高考制度这个“庐山真面目”，不仅纷杂的争论无益，而且也易使高考改革畸形，甚至误入歧途，改不到公众的心坎上。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那么，造成这一现象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的教育有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一位在我区某高校长期从事招生的老师表示，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问高考。“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也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其实，归根结底，造成千军万马挤上‘高考’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这位老师认为，社会的固有观念“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大学毕业生就业招聘或录取的条件也越来越高了。都是大学生，那就比是否名校毕业生，是否是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杨伊生也坦言，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光是大学和幼儿园的事儿，政府、社会同样有责任，这就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学生本人的理性选择，“只有解决好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否则只能是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这才是实质问题。”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广大考生有更多的选择，从国家层面已经开始着手对现有高考制度及招生制度、录取方式进行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随后《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于2014年9月公布，其中就要求，2017年全面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曾解释说，未来学生升学有“两依据、一参考”。所谓“两依据”就是，语、数、外三科的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而“一参考”则是考生在高中的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换言之，高考不是未来学生的唯一决定因素。

　　从单选到多选

　　而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看来，高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在就业竞争与经济放缓面前，考生与家长观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读大学只是提升综合素质的一种必要途径”成为共识。

　　走出考场的考生胡磊告诉记者，如今随着录取比例的扩大，大学正在或已经成为大众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高考竞争，似乎不再是争夺读大学的机会，而是争夺读一流大学。”在小胡看来，读大学是人生的一个必要阶段。虽说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但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能否找到工作来衡量的，而是你能为社会带来多少价值。

　　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王亚辉则更重视自己的兴趣。“像我这样成绩适中的学生，可能考上名校的机会不大。我喜欢学外语，会偏向选择专门的外国语学校而不是名校。”

　　“长期以来，社会对高考的普遍质疑，核心就在于‘一考定终身’的单一选拔模式。”刘致华认为，基础教育阶段作为社会教育的初级阶段，核心应该是思维方式的锻炼和行为人格的培养。但“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作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直接破坏了基础教育的生态，让本该丰富多彩的基础教育沦为应试教育，固化思维方式、扼杀创新意识、破坏社会教育基础。同时，被纳入社会评价体系的高考，作为衡量青少年成功与否的主流标杆，直接挤压了青少年学习成才的多元空间，迫使学生成为应试教育链条上的学习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路径设计，无疑更切合人才培养的规律和基础教育的本质。”刘致华说。

　　“实际上，即便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多元录取机制也更切合当下国内教育的现实和基本教育规律。”杨伊生表示，当前，国内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实现多元化，公办和民办、综合性和专业性、基础学科和技能学科等分类不一而足。不同的办学层次和目标定位，也决定了考试选拔模式应有所不同。而一张高考试卷既要选拔科技、学术精英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又要选拔高技能劳动者进入高职院校，注定难以兼顾。多元录取机制则意味着，探索与办学的多层次性、多类型性相适应的录取方式成为可能，这同样更符合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也只有逐步推行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等具体改革措施，才能避免在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因为只要录取机制不改变，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就不会消解，即使高考只考一科，压在考生身上的学习负担仍然不可能减轻；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偏科的可能。因此，高考改革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具体考试科目等形式上的转变，而更在于高考考核方式和选拔机制的变革能否打破高考固有的指挥棒效应。”杨伊生也认为，只有录取机制更多元、考试方式更丰富，学生也就自然无须整天挣扎在书山题海之中。

　　“加大高校自主招生力度，一年多考，不要一考定终身。现在上大学不难，上好大学还是难，就要多给各种人才以好的定位，只要学有所成就能够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作用，并有好的待遇实现人生价值，就会使现在高中教学与素质教育结合得更好。”刘致华说。(记者刘军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