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立君)“这个距今5至6.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是解密远东地区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旧石器文化的宝库。”正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侯亚梅说。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2010年5月，当地古生物化石爱好者古日扎布在乌兰木伦河北岸景观道边的一个自然泉眼旁，发现十几件古生物化石。经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专家确认，这里应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地方政府对遗址采取了保护措施，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抢救性调查和试掘。

　　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遗址开展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

　　目前，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发掘工作已结束，侯亚梅带领考古人员，正在对其数十米外的第2地点进行发掘。

　　记者在已经搭建了保护棚的第1地点看到，一具大型脊椎动物骨架显眼地“卧”在坑底。侯亚梅说：“这是全球首次发现的一具出土于考古遗址中的披毛犀骨骼化石，同层发现的还有罕见的披毛犀软肋骨化石以及人工石制品。”

　　“软骨组织保存下来最后形成化石，是非常困难的。”负责软肋骨化石发掘的刘扬博士说，这具披毛犀肋软骨化石位于它的肋腹侧;肋软骨由透明软骨构成，主要成分是软骨细胞、纤维和基质，其中基质占体积的95%，而水分又占基质的70%;基质的有机成分主要是多种蛋白，是由有机质构成的。

　　他说，化石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最常见的化石一般都是由牙齿和骨骼形成的，因动物死后，富含有机质的内脏、肌肉等软组织会很快腐烂，而牙齿和骨骼则因有机质较少、无机质较多，才能保存较长的时间、在后期埋藏过程中有条件被石化。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软骨化石的发现都很少。”侯亚梅说，这具披毛犀肋软骨化石的保存可能主要得益于下部地层泉水不断的埋藏环境;它们基本分布在一个平面上，呈左右对称状，长短不一，两侧各10条。

　　这些化石非常易碎，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披毛犀肋软骨化石尚属首次发现的重要缘由。工作人员清理时主要采用牙签一点点地抠，力求“慢工出细活”，最终这些化石得到完好揭露。

　　除此之外，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还出土3万多件古动物化石，可鉴别的种类有普氏野马、河套大角鹿、诺氏驼、牛、仓鼠，以及兔、鸟等，属于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同时，出土16758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备料等。其中，工具有锯齿刃器、凹缺器、刮削器、尖状器、鸟喙状器、钻具、石锥、石刀、盘状器、雕刻器、石镞等。

　　考古工作者将乌兰木伦遗址地层初步划分为1至8层，每层均有丰富的遗物出土，并有多处由灰烬、木炭、烧骨等组成的用火遗迹。2011年以来，他们发掘第2地点时，逐步出现多种动物脚印化石，但因土质较疏松，很难保存，专家已制作了一些模型对遗迹加以保存;目前，仍持续有小型石器出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对第1地点地层进行的放射性碳(C-14)和光释光(OSL)测定表明，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至6.5万年，属第四纪晚更新世，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

　　国内外诸多专家认为，乌兰木伦遗址是继1922年萨拉乌苏及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且填补了华北地区萨拉乌苏文化至水洞沟文化之间的一段空白，对于东亚史前和第四纪研究，以及全面揭示鄂尔多斯地区远古人类世界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其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上，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参加2013年“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中外专家对乌兰木伦遗址“会诊”后表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发现数量少，出土遗物极不丰富、系统，导致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资料很不完备。而乌兰木伦遗址不仅出土遗物丰富，且既有埋藏学依据，又有以石器工业特征展现的文化系统，将为构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奠定新的基础。

　　另外，专家组还认为，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古人类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其所处的时代也是探索现代人(晚期智人)起源与演化的关键时段。因此，这一遗址的发现，不仅再一次证明了鄂尔多斯是探索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经典的地区之一，是解密远东地区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旧石器文化的关键所在，并将与中原地区近期的相关发现共同充实中国华北地区以萨拉乌苏文化、水洞沟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