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冯毅出生于1924年，是山西省灵丘县落水河村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大同耶苏教堂学校的学生生活，于9月末经过浑源回到了灵丘。其时平型关大战结束不久，途经平型关的时候，父亲看到了满眼的死人死马烂汽车的战场景象。
回到灵丘后，村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日本鬼子经常在周围流窜，村里人白天只好躲到野外山沟里，晚上才敢回家。夜里，往往有八路军游击队到村里打听敌情，他们不伤害群众，说话和气，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八路军游击队告诉乡亲们在村中注意什么，小心什么、怎样躲避敌人、保护自己。朴素的军民关系，给父亲留下了特别温暖的印象。
当时丘会魁的游击支队正在离落水河邻近的三山村驻扎，1937年12月底，父亲和他表兄曹勇背着家人，偷偷跑到三山村参加了八路军山西灵丘支队。支队长丘会魁对他俩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很满意。由于父亲和他表兄个子太小，背不起一支小马枪，所以1938年的新年刚过，丘会魁支队长对父亲兄弟俩说：今天是1938年1月6日，已和司令部联系，派你俩去涞源军区卫生部学医生。
随后父亲和他表兄曹勇被一起送到涞源军区卫生部，开始了他们的卫生兵生涯。由于表现好，被选调到河北省阜平的白求恩学校学习。教材都是白求恩大夫自己编写的，白求恩大夫的一丝不苟及严厉训导，给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白求恩把医院给他的特供小灶分给重伤员吃，自己与八路军普通医务人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经过培训的所有学员，很快都成为活跃在晋察冀抗战前线的医疗骨干。1939年5月父亲入了党，同年秋末白求恩在给大龙化战斗中下来的一位伤员做紧急手术，因手套被伤员头部骨刺伤，手指感染，不幸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病逝。
噩耗传来，白求恩医训班的每位学员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把对白求恩大夫的怀念都化作更加努力的工作，奋勇投入到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在白求恩学校除了学习到了战争外科、战场救护、战伤疗法等适用知识，还学到了白求恩大夫那种因陋就简，一丝不苟，自己动手、创造性开展救护工作的精神。在药物匮乏的特殊时期，他们学会了自制药品。绷带纱布都是用白粗布剪制而成，用一次后洗干净消毒后再用，直到用得完全不能用了才舍得扔掉。吃的粗茶淡饭，工作是24小时全天候，即使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八路军战士个个都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逢年过节组织演剧、扭秧歌为乡亲们演出。
1940年在河北易县山区一个叫小兰峪的村中，住扎着八路军医院两个医疗所及一百多伤病员战士。村里住不下的伤员住在村外的山洞里。在深秋的一个晚上，侦察员报告说在距驻地不远的蝙蝠岭发现日本鬼子活动。得到消息后，父亲他们本来打算拂晓前转移，没想到日本鬼子抢先来了。父亲从医院出来给住在山洞中的伤员分发干粮途中，正巧被围在了敌人的包围圈外。村里除少数医务人员突围外，大多数在梦中被围。有的伤员还没有穿好衣裳就被日本兵从被子里抓了出来，用绳子拴起来，一条绳子拴5个人，伤兵被集中在河滩上，全部用刺刀捅死了，到天明时，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房子，把能做苦力的其余俘虏押走了。第二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这一地区散发传单称“昨天消灭了晋察冀八路军医院”，从此这个地区日本兵再没来，父亲他们安全地度过了一个冬天。
1941年敌人的扫荡更加疯狂。在极艰难的困境中父亲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穿便衣活动，但每次扫荡总有牺牲。和父亲一起参军的表兄曹勇因患了“打摆子”病，在追兵过来时发作，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桶死了。直到扫荡结束后才得安葬(现在在灵丘县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日本侵略者疯狂的大扫荡，并没有吓倒抗战军民。相反更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战智慧。地道战、地雷战、坚壁清野搞得敌人一筹莫展。
八路军伤员大部分住在了山沟的庄稼地里(离村很远，把土挖起来，上面用木料盖好，再盖上3尺多厚的原土，上面种上庄稼，通风口在很远处，人不能发现的地方，在几尺深的草中留一个小门，只在夜间出来搞吃的喝的用的)每天晚上八路军伤病员才能呼吸新鲜空气，能与侦察员接头，互通情报。
父亲说“41年比40年更加困难，在敌人的封锁下，不但药品器材缺少，就连食盐都很困难，穿衣服都是当地生产的土布，吃的是小米、玉米，把辣椒做成酱，是当时的“高级菜”，不知道几个月才能吃到一顿肉和白面。秋季来了，敌人的大扫荡升级了。汉奸带路，对我们的分布情况熟悉，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大不利。”
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中父亲他们被逼上了狼牙山，此山山高路险，除一条羊肠小道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上面有很多峰，较大的有棋盘砣、姑子砣等，父亲和两个护士、三个轻伤员组成一个小组(其中一个是侦察员)一同上了山。他们后面陆续上山的有工兵连的一部分、一个步兵连(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父亲他们在山上听见枪炮声、喊杀声外，没有别的动静。父亲小组里的侦察员提出侦察后再决定突围路线。黄昏时分侦察员回来说司令部的人也在山上，后面还有敌人一个团用重兵包围了狼牙山，小组得向有战斗力的部队靠拢。敌人退走后，父亲他们才下了山回到医院，伤兵在群众的掩护下送往医院，其中有一位连长，一只眼被打坏了，他正是“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在敌人向他们发起第二次冲锋时他就负伤了，为了掩护他们团撤退，命令一个排阻击敌人，大部分伤亡，后留下一个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伤亡很大。直到弹尽粮绝，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班长投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直把身边的石头扔尽，五名战士誓死不当俘虏，从山岩下跳下。其中两个战士被树枝架住脱险，敌人走后把他们救下来，腰椎骨折了。父亲所在的卫生所为其中叫宋学义的勇士进行了救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的扫荡力量明显减弱了。凡是在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边缘部位都修了炮楼作为据点，里面住有日本人。伪军经常晚上出来向保甲长们催钱催粮，这给八路军造成了极好的游击战机会，侦察人员经常在炮楼下及附近自由出入，敌人白天不再敢动，晚上成了他们的活动时间，整个抗战出现了新的转机。八路军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敌人被孤立在城里和炮楼里。但敌人对解放区的封锁也更紧了，如果不是大生产、大节约，那种困难很难克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和保甲长们随时联系，从敌占区想法搞些急需物资，这是最困难的一年，吃穿都成了极难解决的问题。面对困境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有的暗中投敌，有的公开叛变，当汉奸特务。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统一了军民思想，坚定了抗敌决心，增强了革命意志，稳定了人心，就在同年苏联和德国开战。
1941—1942年秋季大扫荡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八路军医院赢得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医院也有了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了稳定的住址，医院成立了五个休养所，等于分院，散布在离医院较远的村庄内。父亲在第二休养所任护士排长。通过大生产，部队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吃到豆芽及各种蔬菜。
1943年父亲所在的第二休养所奉命转移到了易县的甘河净村，住在一个有钱人家的小院，正房住着教书老先生和他的独生女儿，战士们经常向老先生请教学习文化，战士们的衣服破了，他的女儿也给缝补，军民亲如一家。村东有个地主大院，有十几间房，是重伤员的集中地。同年，父亲被调到了徐水支队卫生所任医助。这个所所长1人，医生1人，司药1人，护士5人加上父亲一共9人，装备简单，灵活地奔走在战争救护前沿。
不久部队开始攻打易县敌人的炮楼，节节取胜、越战越勇，一直过了铁路，已是1945年的春天，部队整修了一个多月。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当地群众慰劳队白面、肉每隔几天就能吃到一顿，平时还有缴获来的日本罐头、饼干等都能吃到，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1945年夏天父亲所在的部队又开始了急行军、白天120里，夜间120里，除了吃饭时间外都在行军，一直走到涿鹿县住了两天，又返转到下花园，上了火车。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下了火车又过了十几天到了张家口附近才休息。
当时苏联红军由张家口撤到张北，父亲所在部队到张家口后第二天，父亲被调回军区卫生部，父亲被分配到检查排负责查收清点敌人投降后留下的库房物资，凡是医药卫生用品都要求拉回卫生部。父亲当时所属排住在张家口明德北街，父亲每天带一个排两辆汽车到各仓库收查清点、贴封条，把货物运回卫生部，共查了四十多天。完成了仓库的物资清点查收工作后，父亲又奉命监管酒厂(大多作为医用精用)。在反抗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红军与中国军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苏联红军装备好，步兵一个班配备一部吉普车，车上有做饭炊具，吃饭做饭在吉普车上就可以完成。1937年12月父亲参军，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1945年9月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