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