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蒙古族，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早年潜心佛学，后见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遂出佛入儒，入世求解中国治道。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阳春三月，北京的天气依然乍暖还寒。刚刚从山东邹平县与蔡元培的孙女及韩复渠的孙子一同拜谒祖父梁漱溟回来的梁钦宁又在为下一场梁漱溟讲堂做着详尽的准备。作为主讲人的梁钦宁告诉记者，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的系列讲座先后已在北大和中国政治学院开讲，座无虚席。3月21日，梁钦宁将与美国汉学专家艾恺教授一同在山东大学讲座。

　　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梁钦宁说，祖父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取名梁培宽和梁培恕，意为“宽恕”。而他的名字——钦宁也是祖父梁漱溟所起，寓意是崇敬列宁。

　　儒者之狂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国家社会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1928年，李大钊就义后，梁漱溟不畏白色恐怖，第一个赶到北京长椿寺前为李大钊收殓，他说“守常(李大钊)乃至熟之人”。1933年，李大钊移葬万安公墓时他又带头捐出50个大洋，在当年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46年5月11日和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也是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心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绝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而在1953年，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提出“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向毛泽东要雅量，至今仍然被学术界津津乐道。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时期，梁漱溟的儒者之狂走到了顶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认为：“在当时，没有人有这样大的勇气，这次梁漱溟所表现出来的狂，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担当，背后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承担了‘天命’，代表了农民。”

　　在许纪霖看来，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受到阳明学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关怀，不是政治，是文化”。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而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谓托天命，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漱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1946年梁漱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梁漱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醉心“乡治”

　　1911年，18岁的梁漱溟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24岁的梁漱溟因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一文在当时引起轰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亲自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在北大的7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8次。

　　1924年春，梁漱溟到山东曹州高中演讲，提出“农业立国”主张。同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探寻中国出路，付诸实践。1927年，梁漱溟应当时“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李济深之邀，远赴广东，希望在那里实践乡治计划。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1928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梁漱溟回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1927至1937年，他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出发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梁钦宁说祖父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祖父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让梁钦宁记忆犹新的是，祖父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父亲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钦宁说，祖父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问题中人”梁漱溟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在得知梁漱溟吃素时，也跟着吃了一顿素食。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他说，自己总是把国家的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回望梁漱溟95岁人生，他的身份有：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等等。身后25年，这些身份都已经如浮云消散，留存下来、可供流传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是他作为儒者为农民四处奔走，为家国奋力呼吁的行动家的身影。　　记者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