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洪梅
1995年3月26日凌晨四五点，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胶印车间机声隆隆，邮局工作人员将哗哗印出的当天的《内蒙古日报》抱到邮政车上，准备发往全区各地。突然，在机器旁边看着报样的杨金祥突然大声喊道：“停机。”接到“命令”的工人师傅立即关停了机器。转即他又告诉车间工人和邮局人员：“不许外流一张报纸。”原来，那天拿到报纸核对改动的地方时，发现一版竟是原始的毛样。那上边载有国务院的重要决定，且有包括标题等几十处差错。工人师傅立即把所有错报，包括已发邮局的报纸，一张不剩地收了回来，封存入库。
这次堵错，又一次避免了报社的重大损失。而在现场果断处理差错事故的杨金祥，就是自治区劳动模范、韬奋奖提名奖获得者、被同行誉为“社宝”的《内蒙古日报》一版的审校。按说每天报纸付印后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他一定要坚持再等二三个小时到车间看到印出的第一张报纸，因为在这里所堵的，都是特别重大的差错。他在35年的校对生涯中堵住报纸差错无数，特别是1991年到2005年做一版审校的10多年里，堵住各版付印之后和开印之后报纸的特重大差错达5000余处。
怎样的生僻字都能一下子翻到《四角号码字典》的页码，同事们很吃惊：“你把字典都背会啦？！”
杨金祥1940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淮镇乡杨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有6个孩子，他排行老四，是长子。在他少年的记忆中，每年的粮食从没有够吃过，母亲曾把不慎浸过农药的毒麦子舍不得扔，一点一点加在好粮里吃掉，因为一次吃多了会中毒。父亲杨培忠认识字，也能算账，在村里是有名的“先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杨金祥8岁时开始在本村上小学，是村里最小的学生。4年后村里没学可上了，便到了离家16里地的高官乡去上5年级，开始自己做饭，安排学习生活。
小学毕业后，杨金祥考入献县的唯一一所中学献县第一中学，他是这里招收的第一届学生。老师一到星期六就逼着学生回家取钱交伙食费。虽然那时伙食费只有6元，一天才2角，但家里实在没有钱，靠卖鸡蛋、有时不得不卖些本就不够吃的粮食给他凑钱。取钱的历程十分痛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明明知道回去取不到钱也得硬着头皮在早上6点钟就往家走，到家吃口饭，饱尝了父母的为难，接着再往学校赶，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学校，来回得走100多里。后来北方地区遭水灾，学校给学生每月补贴5元钱，总算解决了他的大问题。他深知家里给他学习的机会不容易，便抓紧利用一切时间学习。也许是命里的缘分吧，在学校他接触到了《四角号码字典》，而这本字典，成为他以后校对工作卷不离手的工具书。那时班里的同学有本《四角号码字典》，查哪个字可以根据这个字四个角的数码立刻就能在字典里找到，查字特别快，非常神奇。杨金祥羡慕极了：“要是我也有这样一本字典该有多好呀。”初中毕业后，家里无论如何也供不起杨金祥再上学了，他就回家务农。无意间，在二姐家发现了一本残破的《四角号码字典》，他要上后如获至宝，就在保留的书页中练习查找各类汉字。
1958年7月，村里通知说天津市杨柳青动力机械厂在献县招工，杨金祥就去考了。几天后就录取了，马上坐车去了杨柳青，被分配到厂里金工车间当学徒，工资每月13.6元。因他有文化，好钻研，还自己花钱买了机器零件加工方面的刊物，很快就弄通了机械零件图纸，工作一年多就开始给徒工讲课了。厂里规定3年才能出徒，而他表现突出，1年半就出徒转正，工资挣到31.5元，这跟同时入厂的工人比可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时厂里办了诸如职工学校、职业高中、青年工人大学等各类文化提高班，只要有学习的地方，杨金祥就去学。他的兴趣也逐渐转到了文学方面，自己订了《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文学的“给养”。1960年，他终于在天津买到了新版的《四角号码字典》，激动的心情难以平抑，一有时间就练习查字，把字典翻弄得烂熟，怎样的生僻字他都能一下子翻到该字的页码，同事看他查字很吃惊：“你把字典都背会啦？！”
33个春节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在求知之路上不断地捡着“石头”
为支援边疆建设，1965年，天津市杨柳青动力机械厂全部搬迁到了呼和浩特市。
这时的杨金祥已是厂里的技术标兵、生产能手。他靠双眼目测和手劲磨出的车刀车出的零件跟国际标准要求分毫不差，产品合格率极高。他还成为了政治宣传员，车间里的大事小情都由他写稿做宣传。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68年，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内蒙古日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学员在全区的工厂里抽调工人参加。动力机械厂就派了杨金祥和另外一名同事去学习。当时杨金祥不知道，报社举办培训班的意图是想从学员中挑选几名优秀的留下做编辑、记者。培训期间，编辑老师给学员布置了写稿任务，要求第二天交稿，杨金祥一晚上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的观看样板戏感想。这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小伙子这么能写。他毫无悬念地留在了报社，分配在群工部，做通联和编辑《内蒙古日报通讯》杂志。
听一位资深报人说，要想做好编辑和记者，就得先到校对科去锻炼。当时报纸的差错不少，杨金祥特别不服气，认为只要认真校对，怎么能出错呢？校对工作常年夜班，又与外界缺少联系，别人都不愿去，但他认准了要去校对科锻炼几年，去改变现状。
1970年，杨金祥调到汉编校对科。这一去，就再没有脱离夜班，35年披星戴月，12000多个不眠之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提个人要求，待遇，任劳任怨，除了两次回老家看望父母，33个春节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
校对工作较起真来还真是挺难的，难就难在谁也不敢拍板保证不出错。而且报纸像个“生活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包括了整个社会和自然界，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那样的灿烂和博大精深，这就只能逼着自己刻苦学习，积累知识。
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给学生上课时讲过“捡石头”的故事，他说学习好比捡石头，因为知识是真正的宝石。杨金祥就是在求知之路上不断地捡着“石头”的人。
不论是工作，还是业余时间的读书看报，杨金祥总是把《现代汉语词典》《四角号码字典》《汉语成语词典》等多种工具书放在手头，不识的字，不懂的字词义，一定要弄懂弄通。一时弄不明白的也绝不放过，记下来，想方设法找出答案。这样脑中储备的词、字自然就多起来，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了。时间长了，竟翻烂了好几本词典。
在杨金祥家的书架上和箱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本本他剪贴的资料，内容极其广泛，每年的全国、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决算公报》、重要会议的文献、好的文章、佳句等应有尽有，且都分了类编了号，很方便就能查到。他说：“这可是我的宝贝，这些剪贴的资料帮我在工作中解决了不少难题，起到工具书难起的作用。记得有篇某工商银行支援工业建设的稿子，其中提到‘帮助包头铝厂达到年产4000万吨铝锭’的数字，当时我就怀疑这个数字过大，找出当年的《国民经济决算公报》一查，全国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450万吨，显然这个数字有误。”
遏制报纸的差错，光认真不行，这是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