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章奎

　　告别张新平，我们驱车赶往鄂尔多斯。

　　到达的时候，提前获知消息的蔡克难当年的战友马东华已经在等着我们。蔡克难牺牲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那一幕时不时出现在我眼前。刚刚还在一起的战友，突然就没了……”马东华哽咽着。蔡克难牺牲后，马东华一直护理着他的遗体。“当时正值夏天，我一次一次拿酒精给蔡克难擦拭脸部，每擦一次都是一种伤心欲绝的煎熬。蔡克难是高干子弟，但他丝毫没有骄娇二气，关键时刻，他牺牲自己救回了战友的生命，每想一次我就难过一次。”马东华含泪回忆。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我们见到了护送蔡克难烈士最后一程的付贵明。“那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帮助群众抢收麦子，蔡克难牺牲时我不在现场。当天下午两点，我听说这件事以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太难受了。”付贵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然泣不成声。

　　“战友们只知道蔡克难来自武汉，父亲是个干部，却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多大的领导。蔡克难牺牲后，他的父亲蔡光耀和妹妹蔡萍到了部队，我们才知道蔡克难的父亲是湖北省水利局的副局长。当时部队对蔡克难的遗体准备了装棺和火化两套方案，征询他父亲的意见时，他父亲说，国家还很穷，对遗体的处理要省时省钱，更不能影响部队的工作。就这样，在他父亲抵达部队几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护送蔡克难的遗体去包头火化的路程。”付贵明陷入了回忆。“经过几天接触，我深深体会到，蔡克难能够成长为一位英雄，跟他父亲的教育分不开。”

　　事实也确实如此。1974年，蔡克难高中毕业，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信奉“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可是，父

　　亲给蔡克难安排的，却是到农村插队落户。

　　下乡后不久，蔡克难给父亲写信，透露了当地准备让自己当广播员的事情。父亲回信：“你是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劳动尚未开始，就离开了集体劳动这很不好，还是向领导要求，坚持在贫下中农帮助下好好劳动。”就这样，父亲的一封信，让蔡克难没了“美差”。

　　还有一次，一位公社干部陪蔡克难回家，想托蔡克难的关系向蔡光耀买些农机具和化肥，蔡光耀严肃地告诉这位干部：“这次小蔡和你一起来，我什么问题也不给你解决。如果我解决了，小蔡就会感到是靠他父亲的权力给你们解决了困难，也会向你们提出特殊照顾。如果你们单独来，我力所能及帮助你们，但我要求你们不能给小蔡任何特殊照顾。”这位公社干部碰了钉子后，再也没有让蔡克难找过他父亲。

　　1976年底，蔡克难通过体检和审查，应征入伍了。临出发前几天，父亲才知道他要去当兵的事。不过，这次他知道儿子要去艰苦的边疆保卫祖国，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新兵训练结束后，蔡克难想家了，他觉得调回武汉当兵的愿望肯定能实现。可是他不敢向父亲提出这个要求。回武汉探亲的战友帮蔡克难“吹了吹风”，结果遭到了蔡光耀无情的拒绝。父亲给蔡克难回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即使为人民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好事，也是很幸福的。年轻人前途无量，有大量事情等待年轻人去做，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

　　父亲对蔡克难更多的教育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从这几件事情中不难看出，蔡克难成长为一位英雄，背后是一位好父亲，一位党的好干部！

　　就在我们对付贵明的采访要结束时，张新平打来了电话：刘永亮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