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谭克诚

　　供给侧改革成为时下“热词”，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并强调2016年经济工作要着重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表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主旋律。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与本届政府的诸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从简政放权到国企改革、从营改增到利率市场化、从“中国制造2025”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一不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优化供给结构，提高资源的转化效率，实现供需在高水平的再平衡。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大逻辑、大背景，也是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的关键一招，有必要深入理解其必要性。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历经的数次快速增长阶段，无不得益于供给侧的若干成功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农业供给侧入手，通过大力推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的潜能，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迅速化解了农产品供需失衡的历史危机，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进一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国家通过不断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利用企业家首创精神发展生产力，全面激活了市场经济活力，成功保障中国经济软着陆。进入21世纪，国家全面推进城镇化改革，解放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低廉而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可见，供给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向。

　　其次，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面临较大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单独依靠需求总量管理，用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已难以为继，必须增加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具体而言，投资方面，中国经济一直以来严重依赖政府投资，但目前，政府直接投资总额已在高位运行多年，不断累积的政府债务风险已让不少地方政府倍感压力，向上突破的空间已经不大，再加之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工业利润增长一直在低位徘徊，若不从供给侧推进工业结构调整，盲目刺激投资不仅无法提振实体经济，反而让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推高资产价格，制造资产泡沫，加大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风险。

　　消费方面，经过几轮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刺激，我国中低收入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排浪式消费过程已基本接近尾声，在收入没有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的个人边际消费倾向难以改变。与此同时，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我国目前以中低端产业为主的供给结构中得不到有效满足，致使这部分消费能力流失到国外，形成明显的供给约束，需要通过提升结构性有效供给予以化解。

　　出口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减弱，据统计，2009年以来，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相当于将GDP向下拉动0.45个百分点。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是随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东南亚各国低成本优势凸显，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流失掉的出口需求很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提升宏观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中国在当下的必然选择。

　　再次，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尽管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念依然占据主流，但发达经济体在面对危机时从不曾放弃对供给侧的调控和改革，这里面尤其以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为典型。尽管里根和撒切尔秉承的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理论有其致命缺陷，但是降低税率、推动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等方式，客观上达到增强劳动积极性、提升企业投资意愿的目的，进而优化了原有经济运行结构，让本国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维持国家长久竞争力,普遍认识到提升供给效率，推动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催生了诸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新工业法国等一系列战略的出台。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并受到各方空前的重视，但供给侧和需求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是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体。如果说需求侧政策强调通过扩大投资和引导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短期调控手段的话，那么供给侧政策强调通过充分发挥市场自身作用，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力，是中长期调控。因此，强调供给侧管理不应等同于放弃需求侧管理，更不等同于放弃政府对经济的指导、调控作用。一方面，为了顺利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依然会面临较大的保增长压力，在这一过程中要创新宏观调控体系，注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并举，实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全力保障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尤其是我国广大西部地区还拥有为数不少的连片贫困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可能依然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投资不足等需求侧问题，因此，要因地制宜实施各类调控政策。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正式提出不是让市场对政府作用进行替代，而是让政府通过鼓励创新、加强市场监管等方式与市场各司其职，这是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是否能顺利闯过改革的阵痛期，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这迫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需求总量管理理念，更加注重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创新潜能，从构建高效、灵活的供给侧结构体系、优化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入手，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为我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打下基础。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作单位为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