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的最后一天，在呼和浩特，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把一沓厚厚的资料交给了记者。这位老人叫刘自如，不到一年前，她的丈夫去世了。“这是我家老头儿白雅尔泰生前花费了30年时间搜集整理的关于他父亲郭荣茂的英雄事迹。我想替他把这些故事告诉给大家。”
翻开这些资料，一位达斡尔族英雄的不凡人生轨迹清晰呈现，一段二战时期在呼伦贝尔上演的达斡尔族情报组的神秘传奇拨云见日。
踏上革命之路
白雅尔泰家中郭荣茂的塑像
1902年，郭荣茂(又名哈斯巴特尔)出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南屯(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的一个达斡尔族贫苦牧民家庭。小时候父亲供他读过私塾，1918年，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先驱郭道甫在海拉尔创办了私立学校，郭荣茂进入该校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后，受郭道甫及其他老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海拉尔地区出现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渴望投身革命的达斡尔族青年，年少的郭荣茂正是其中之一。
1921年初，郭荣茂赴苏联接受了共产国际培训。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布里亚特蒙古族人色颇勒玛，她是苏联红军的随军翻译，1924年二人结为革命夫妻。1925年，郭荣茂和色颇勒玛回到呼伦贝尔，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郭荣茂与色颇勒玛
1926年春天，郭荣茂夫妇在南屯创建了民办学校，共同任教。起初条件艰苦，他们把伊敏河畔当课堂，把沙滩当黑板，把柳树条当粉笔，一方面对少年儿童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积极地向青年学生讲授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对中国的影响，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过了不久，他们利用地下工作经费租了两间土房子当教室，改善了办学条件。内蒙古卫生厅离休干部苏和毕力格在幼年时曾进入该校学习，他回忆：“我在1928年—1929年间进入该校学习，当时我才五六岁，大概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学校的课程主要是学习蒙文及一些历史和科学知识，也教我们唱革命歌曲。”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郭荣茂夫妇积极广泛地接触青年，发现和培养革命人才。1926年—1931年期间，他们先后将40多名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优秀青年秘密送到苏联、蒙古国学习，接受革命教育。原内蒙古妇女杂志社副总编辑那仁图雅曾表示：“当年我的堂兄多尔纳就是被郭荣茂老师送往到苏联学习的。他们这些青年后来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九一八事变后，郭荣茂夫妇在教师身份掩护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们多次将搜集到的日军情报翻译成俄文、蒙文后转交给苏、蒙派来的情报人员；或以寻找丢失的马匹等为理由，冒着生命危险越境递送情报。
1932年，日本关东军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郭荣茂受到日军的怀疑和指控，于1934年被调入伪索伦旗公署任职员，以监视和限制他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郭荣茂以生病的名义辞职，以治病为理由常驻哈尔滨，在海拉尔、哈尔滨等东北地区活动，全力投入抗日地下斗争。这段时间他们的工作范围和任务更加繁重，甚至深入到日军的要害部门，搜集日军的军事计划、军事设施、物资来源等重要情报。
改变二战格局的达斡尔族情报组
1932年，在距离南屯二十里的伊敏河畔，郭荣茂找了个柳树林茂密的地方建了三间半窑洞和土房，以其侄子的名字命名为恭格布冬营地，实为情报组联络点，给来往情报人员提供食宿，喂养马匹，保证安全。正是这个达斡尔族情报组，对苏军取得诺门罕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改变当时第二次世界战争格局走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1月25目，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1939年，日军向距海拉尔以南约200公里的诺门罕地区(今蒙古国东方省的中蒙边境)秘密渗透，计划在这里打开一个切口侵占蒙古然后攻取苏联。5月，诺门罕边境日本关东军与蒙古军队的摩擦逐渐升级为边境冲突，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苏蒙联军却在与日军的接触战中频频失利。1939年6月，朱可夫被任命为驻蒙苏军第1集团军司令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组建苏蒙联合指挥部，阻击日军的进攻。然而一到诺门罕前线，朱可夫发现苏蒙联军对日军的真实意图、武器配置等情况一无所知。情报缺乏，不明敌情，成为苏蒙联军接连失利的致命原因。
朱可夫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电报：“我们对日军情况一无所知，我军损失严重，请最高统帅部尽快解决情报问题，派来优秀情报人员。”于是，苏联派来了功勋情报员额尔登毕力格，而此人正是郭荣茂的亲妹夫。
额尔登毕力格的小女儿玛尼
玛尼是额尔登毕力格的小女儿，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她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作为亲历者，二战时期家族成员的命运沉浮在她心底留下了此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亲人们在那段沧桑岁月中的光荣故事。
1903年，额尔登毕力格出生于南屯。28岁时，他与两个兄弟在郭荣茂的推荐下到苏联参加革命。额尔登毕力格通晓八种语言，接受过5年特殊训练，是苏联的高级情报员。当年远赴苏联时，他在家乡留下了妻子乌克布，5岁的大女儿马茹西，2岁的小女儿玛尼。额尔登毕力格离家后的第二年，乌克布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哥哥郭荣茂收养。
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期间，额尔登毕力格的哥哥、弟弟被错误杀害，1939年，被关押在苏联的一个采石场劳改的他也即将被处死。但因战事需要，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指控，额尔登毕力格重新回到了部队。在苏军总参谋部的命令下，潜回家乡，在恭格布东营地与郭荣茂、恭格布汇合，与达斡尔族情报组并肩作战，迅速建立起从呼伦贝尔直到整个东北的情报网，给苏军提供有关日军的一线情报。
要想准确、快速地弄清敌人的相关部署，必须深入敌人阵地。这时，日军有大量生活物资要送到前沿阵地，需要大批搬运民工。额尔登毕力格、郭荣茂、恭格布三人扮成民工，潜入日本招收的装卸工队伍，利用日本军官听到防空警报后躲进防空洞的机会，钻进日军指挥部的帐篷，偷拍各种军事文件、军用地图，把日军炮兵、坦克、装甲兵的部局、战壕的深浅拍照，并制成战地地图。将情报汇总后，送往苏蒙联军指挥部和苏联边境情报站。在诺门罕前线当装卸工时，他们三人在帐篷中发现了化学药品和防毒面具，原来是日军调来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企图进行细菌战。苏军在得到他们搜集的这一关键情报后，马上调整部署，从后方征调给水车，甚至铺设了输水管道。果然，几天后731部队秘密潜入哈拉哈河上游投放了22.5公斤的细菌。此时苏蒙联军的日常生活已经用上了清洁的水源，日本关东军却为了行动的隐秘性向下级官兵保守了秘密，结果前线口渴的日本士兵误饮了哈拉哈河水死伤无数。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中苏、中蒙边境修筑了17处军事要塞，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其中海拉尔要塞是日军对苏作战西部战线重要的战略基地，由日本关东军抓骗来的数万名中国劳工修筑而成。苏方命额尔登毕力格配合情报组到海拉尔北山要塞现场搜集要塞的规模、构造、火力网点等情报。额尔登毕力格、郭荣茂等情报人员潜入施工场地周围，进行大量调查。期间，郭荣茂偶然结识了海拉尔北山要塞逃出来的一名劳工，并从他的口述中了解到要塞的具体布局、规模等情况，从而绘制出详细地图。这份情报助力苏军迅速突破了日军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海拉尔要塞。
战争期间，13岁的马茹西成为情报组中年龄最小的情报员，她以勤杂员、打字员身份深入到伪索伦旗政府，凭借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先后收集了一大批重要情报。1939年9月，朱可夫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又发了一份电报：“感谢最高统帅部，现在情报准确、及时，对日军情况了如指掌。”这份报告充分肯定了郭荣茂、额尔登毕力格等情报人员的功劳，这对打赢诺门罕战役起到关键作用。
1939年9月15日，日本被迫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诺门罕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诺门罕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是日本放弃“北进战略”，未敢与希特勒联手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得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纳粹德国，从而迅速扭转了二战战局。郭荣茂和额尔登毕力格在前方的情报工作告一段落后，又转回海拉尔，协同其他情报员，侦察日军南北调动的动态。侦察到的情报由色颇勒玛翻译成俄文，郭荣茂翻译成蒙文，由额尔登毕力格和恭格布分别送往苏蒙。
1940年秋天，色颇勒玛调查731部队在海拉尔地区搞细菌试验的情况时，不幸染上伤寒病，于1941年元旦病故。
1942年3月初，因遭叛徒告密，郭荣茂在南屯被日军和伪警察逮捕入狱。日本宪兵队对他用尽了种种酷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视死如归。期间，马茹西也被日军特务机关抓去严刑拷打，但她只字未露，因此受了严重内伤。这一年，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已经完成任务的额尔登毕力格迅速返回苏联，因其掌握大量苏方军事机密而被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从此故乡成了难以回去的远方。
日军见未能撬开郭荣茂的嘴，改用另一招，把他放出来做诱饵，企图诱捕其他地下工作者。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郭荣茂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日寇仍是一无所获。
1944年4月，郭荣茂再次被捕。第二次入狱后，玛尼曾见过他一面，至今难忘：“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正在上课时被日本人带到一个又黑又臭的屋子，见到了我的舅舅。他的一只耳朵被割掉了，手指甲没有了，头发被拔掉了，脸被烧烂了，走路一瘸一拐。我的舅舅原本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已经被折磨的让我完全认不出来了。我傻乎乎地问他：‘你的耳朵怎么了！’他说：‘不要说话！以后不要来这里了！膏药(指日本国旗)快烂掉了，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学日文，不要去日本。你们别盼着我回去了，我回不去了。’ ” 会面只有三分钟，成为了舅舅与玛尼的诀别。过了不久，郭荣茂被日本731部队秘密杀害，就义时年仅42岁。
为了忘却的记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之后，苏联和蒙古两国将军一起到郭荣茂的家中进行慰问，送来了白面、白糖、蜡烛等慰问品。
苏联将军想把白雅尔泰带到苏联去学习，但那时候因为母亲病逝、父亲牺牲，年少的白雅尔泰身心遭到重创，需要治病，负责照顾他的家人谢绝了这件事情。
“保密，什么都是保密，什么都不让问。”这是玛尼小时候对郭荣茂最深刻的印象，对白雅尔泰来说亦是如此。他生前回忆：“因为情报工作的保密性，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具体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是个好老师。当年日本人到家中抓父亲的时候我不在，直到父亲牺牲，我也未曾再见到他一面，现在越想心里越难受。”
文革期间，郭荣茂突然被认定为苏修特务，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连。在这期间，马茹西也受到牵连，遭到百般折磨，因旧病复发去世，年仅52岁。这使白雅尔泰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触动：“一个为抗日战争牺牲的革命者被认定为反革命，这是天大的扭曲。”
文革以后，白雅尔泰的身体很不好，治病治了十五年。身体好一些之后，他开始去调查了解父亲的战斗经历，想把郭荣茂的英勇事迹整理出来、弘扬出去。同时希望他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海拉尔、哈尔滨、蒙古国......前前后后30多年，白雅尔泰单枪匹马地走访了很多次郭荣茂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搜集历史资料，寻找当年的亲历者，了解父亲当年的工作任务和线路，把点滴的故事碎片整理还原，使郭荣茂的英雄事迹浮出水面。
不仅是郭荣茂、额尔登毕力格、马茹西、恭格布， 1920年—1945年期间，在呼伦贝尔及其周边地区，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红色秘密情报组织共有30多位成员。其中还包括达斡尔族情报组另一位主要领导者奈勒尔图；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苏和巴特尔；潜伏在日伪军中的郭文通少将；为了发送情报而舍弃照顾重病女儿，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架设电台的女密电员晓云……他们把搜集到的日军情报通过红色地下交通线和无线电波源源不断地传到共产国际，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况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情报战。
据2010年乌恩其发表在《内蒙古边防警察》上的《达斡尔族情报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一文介绍，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此前关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介绍几乎为零，正是通过白雅尔泰等一批当时红色秘密情报组织成员后代的深情追忆和艰苦调查，才一步一步完善了珍贵的资料，使这个鲜为人知的传奇组织被逐渐挖掘了出来，呈现给世人。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专家指出，达斡尔族情报组的历史贡献得到挖掘，填补了我国情报工作少数民族部分的空白。
达斡尔族情报组的地下情报工作，对诺门罕战役的胜利从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厚重而闪亮的一笔。
如今，在郭荣茂的家乡，由他一手创建的学校——现鄂温克旗第一实验小学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教育历程。告别了两间土房当教室的艰苦年代，现在这所学校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致力于民族传统教育，成为旗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海拉尔北山要塞遗址
如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的博物馆中，醒目地展示着郭荣茂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园区内保存完好的海拉尔北山要塞遗址见证着侵华日军的罪行，警示人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如今，冬日的伊敏河上结了厚厚的冰，从海拉尔穿城而过的河段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景观带，有人在河面上牵着狗嬉戏，有人在岸边悠闲漫步。而这人们习以为常的安宁场景，正是用达斡尔族情报组曾在伊敏河畔上演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所换来的。
郭荣茂(坐者)
2015年7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此次参展的1170幅照片中，首次选用了“达斡尔族情报组”的照片。照片中，郭荣茂侧身而坐，笑意盈盈地望着镜头，讲解员向参观者介绍：这个英雄的笑容，展现了革命者大无畏、慷慨赴死的抗战精神。
在白雅尔泰的家中，客厅的显眼处陈放着一尊纯白的郭荣茂的塑像，凝结着他对父亲无尽地崇敬与怀念。白雅尔泰去世后，他的愿望扎根在了妻子刘自如的心底：“我应该完成我丈夫的遗愿，把郭荣茂的事迹弘扬出去。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应该为后人所知。我们的先人是曾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光荣群体，我们的后代要为他们而骄傲，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李卓 白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