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刚过，多地已传来“用工荒”的声音。“广州和东莞的部分工厂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迟开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达六成以上。企业为了招工纷纷提高工资，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应并不热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这些与“用工荒”同期出现的词汇总是如约出现在节后的此类新闻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显，成因复杂，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与用工现实之间的错位。以这个因素考量，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用工荒”问题将愈发严峻，并长时间存在。

　　错位在何处？企业希望招收熟练工，能够在短期内就产出效益，并吃苦耐劳；但这些特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并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职业的定位，显然更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与他们父兄辈农民工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特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态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术”等负面标签。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标签？它们果真是一种“负面”，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期许的合理诉求？

　　事实上，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如何，他们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工。他们与传统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面临的生活、工作状况依旧未变。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这样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个人发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辈的劳动力大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而他们不同于父兄辈的诉求和意识与坚硬的现实之间发生碰撞时，必然出现用工方眼里的诸多“负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天在京发布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在一个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视角看来，这与其说是“浮躁”的负面因素，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群体所表达的向上发展、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合理诉求。

　　社会不能用他们父兄辈对这些权益保障不足的“耐受”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亏欠了他们父兄辈农民工的，不能照旧让他们持续牺牲。如果我们仍旧以传统农民工的“美好品德”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所产生的不仅仅是用工荒之下凸显的“错位”，同时也必将承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矛盾积累之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态还可能为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用工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80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正成为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命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方法恰当合理地解决，也期待这个问题在3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代表的热点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