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方直作品：

《祝福》的食色文化底蕴

林方直

　　关于《祝福》的题旨,一般是从祥林嫂人物故事角度归结为礼教吃人、祥林嫂被封建“四权”或被封建夫权观念迫害而死等。这当然是对的,作品塑造了祥林嫂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一颗亮星。但对作品开头关于“我”的身临境界和心造境界的体认和开掘尚显不足。多年前甚至有人说“开头与结尾是作者在没有起承转合高招时硬性拼装的产物。”有的说：“我”采取一“走”了之的逃避态度,甚至想逃到城里去吃“清炖鱼翅”，说“我”表现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和明哲保身的市侩作风。“我”受这样误判,岂不冤哉枉也。

　　有鉴于此,对开头部分和“我”的意义有必要多加观照和认识,从中揭示作品的食色文化底蕴。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及鲁迅的食色文化意识

　　宋代程朱理学将节欲说变为存理灭欲说。朱子主张“明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遏人欲而存天理。”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妇女节烈观，他的效尤者康熙时的蓝鼎元的《女学》云：“妇道从一而终，岂以存亡改节？……若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以“灭人欲”、“节烈观”的屠刀强化起来的封建礼教，肆虐于旧中国，流毒贻害触目惊心，仅在一县一地区所残害吞噬的妇女竟以数百数千计。无怪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使命是冲破封建礼教对人欲的禁锢扼杀，解放民众的自然人性。肯定张扬食色文化也是运动的组成部分。陈独秀、李大钊严正批判“女子要守贞操”、“要从一而终”、“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等“纲常名教”。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他也是张扬食色文化最有力的一员，他热烈呼唤自然生命力、自然人性。他为人的生存发展权力与保证人的合理欲望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此义于1919年便已昭示：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

　　鲁迅在1918年发表《我之节烈观》一文，对宋明以来标榜“节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危害和罪恶，对“时下道德家”、“灵学家全靠说鬼话”、叫嚷“表彰节烈”、“节烈救世”，从各个方面进行讨伐和批判。我们简直可以说，《我们现在怎样作父亲》是思想概念化了的《祝福》；《祝福》是艺术形象化了的《我之节烈观》；或者可以说，《祝福》本身就是以文学小说的形式在顽强地张扬食色文化。

　　二、“我”的去就和“鱼”的符意

　　《祝福》中的“我”是作者的借代人物，寄寓作者的食色文化意识。

　　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鲁家是社会的缩影。祥林嫂便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中被礼教所吃，被理学所杀。在这里，祥林嫂被“重适”“失节”的惩处之剑威胁；在尘世被人厌弃，失去作人和生存权利；精神被夫亡子丧的痛苦绝望死死地绞缠；极度恐惧“魂灵”将在阴司被阎王、前夫、后夫肢解；陷入幻觉、鬼魂、报应、恐怖的魔障，终于精神崩溃，生命瓦解。后儒毒害之深就在于它把邪恶教义变成被害者笃诚的信条，中邪的妇女柳妈之类甚至甘当摧毁祥林嫂的帮凶，致使被害者背着自食禁果的“原罪”坠入地狱！

　　“我”作为亲临其境的见证人，他对鲁四老爷和这个“旧营垒”看得很分明。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决计要走了！”这种“逝将去女”的坚决态度，正表明“我”站在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对立立场上。作者以祥林嫂的遭遇，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有个“走出来，到哪去”的问题：“不如走吧，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鱼翅是不可不吃的。”“我”要去吃“清炖鱼翅”，这是主张应该得到食欲和性欲的正当合理满足。“鱼翅”在这里有两重意义，第一是食品，用它可以得到食欲的满足。鲁迅曾说，“看见鱼翅，……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第二重意义是性欲的对象。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中以“鱼我所欲”指代性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中有一篇《说鱼》，考论“鱼”是“代替‘匹偶’或‘情侣’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以烹鱼或吃鱼喻合欢或结配”。并从《诗经》、《易经》、故事、民歌中找到了一百多条例证，令人信服。“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种族的蕃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蕃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李泽厚说：“像仰韶期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意是否就在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赵国华说：“鱼纹”“是对鱼生殖能力旺盛的崇拜”。

　　鱼有象征性欲、匹偶、蕃殖的含义，那么鲁迅有无这种自觉意识？我们说有。1922年鲁迅撰就《补天》，自云“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同时辛辣地嘲讽了虚伪的礼教卫道者。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是性欲的升华。鲁迅当时受其影响，所以女娲创造人类之际，天地间“化为神异的肉红”，这是她肉身红晕的外化。“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地上是生命及哺育生命的浓绿，天上是象征生育繁殖的鱼鳞云。值此特定意象，女娲进行创造，恰似鱼漫江游播其籽，雨洒江天般抡泥造人。可见，鲁迅对“鱼”兼含“食色”的象征意蕴确有自觉意识。

　　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此段实为全篇的文眼，一边是“阴沉的雪天”，“无聊的书房”，一边是“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两个世界两重天。这是作者的营造意象，“非情节化”的自由联想，心象的外在物化。朱德发在《试探“五四”文学观念的深层文化意识》中说：“基本人生需要被剥夺被摧残被压制，必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产生极大的恐怖感、危机感、痛苦感乃至死亡感；一是为寻求解决食的饥渴、性的饥渴、爱的饥渴和生的饥渴所产生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求爱欲望乃至牺牲欲望。但是要把中国人的人性觉醒意识引发出来，必须从本能、情欲层面进行启蒙。”祥林嫂是第一种人，“我”是第二种人，“我”志在对第一种人进行启蒙。

　　三、融会前文本的食色借象

　　《祝福》开头有一幅场景：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屋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红楼梦》第五回也有一幅场景：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及看了这两句，……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道：“这里还不好，可往哪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幅对联……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

　　两幅场景之设机杼莫二，具有同构关系。宝玉所厌恶的，是引向科举仕途的地方，所以他忙说“快出去，快出去！”“我”憎恶的是“以理杀人”的地方，所以他三致其意：“无论如何，明天我决计要走了！”秦氏卧房里尽是性欲诱惑之陈设及其主人，宝玉在梦中被警幻“秘授以云雨之事”，宝玉有了性觉醒。曹雪芹在此表现人生命活动之人性必然，肯定食色。那么与之对应的“福兴楼的清炖鱼翅”的含义则很自然地逻辑推导出来。

　　四、从《祝福》篇名看食色文化意蕴

　　凡篇名都应切合作品的宏旨。“福兴楼”有助理解《祝福》。“我”离鲁镇去“福兴楼”，那是能“兴”“幸福”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鱼”，有“鱼”就能“福兴”。什么是“福”？《庄子·天地》篇记有“华封三祝”故事，祝人：寿、富、多男子。民间绘桃、佛手柑、石榴为“三多图”，以祝颂幸福。汉桓谭《新论》：“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北京恭王府立有康熙所书“福”字碑，“福”字右偏旁又像“多”字，意谓多福多寿多子。“富”是满足“食”的条件；“多男子”、“子孙众多”是实现“色”的结果。《说文》：“寿，久也。”“福，备也。”“寿”是个体生命的延长，“福”是种群生命的延续。鲁迅在1918年也说过：“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同年写的讨伐理学节烈观的檄文《我之节烈观》呼出：“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幸福”之所指已然十分明确，就是“节烈”的反面对极，就是食色、生存、爱情、婚配、生育、繁衍后代。所以《祝福》的含义就是祝祷这种幸福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