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各地的具体执行情况看，简政放权在实践中也存在问题。一些部门从揽权“婆婆”变成“甩手掌柜”；有些地方推行简政放权往往简单的一放了之，出现了行政监管真空；还有一些区域放权时一股脑儿地将那些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一堆堆地往下走，让基层不堪重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审批事项要根据实际需要，该取消取消、该下放下放。既要放也要接，不能“自由落体”，不能该管的事没人管。总书记的这番言论，无疑给某些部门和地方在简政放权方面出现的“自由落体”敲响了警钟。这也让我们反思，各级政府必须把握好时、度、效，尽量征求基层意见，让权力下放平稳地“再飞一会儿”。

　　各级政府下放审批权力时，既不能为了放而放，下放后则不闻不问，只图面子上、数据上好看；也不能“卸包袱”，把那些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事项一起下放，甩掉“事权”。如果单单是把权力下放，而对下放后的结果不管不问，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当教条，一味从文件、条例出发而与当地的实践脱节，必然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危害。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任性”，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机械的唯物主义论所造成的失误不胜枚举。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法无授权不可为”，但报告同样也强调“法定职责必须为”。各级政府不能接着简政放权的“东风”刻意撂挑子、卸担子，而是要打起精神，系统梳理权力纹路，在职能划分上充分考虑缓冲的时间和地带，而不能大而化之、简单化之。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承受压力。如果一味简单地把权力下放，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同样也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管理相对人利益的不负责任。

　　简政放权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实现平稳过渡时要统筹监督、姿态优雅地再多“飞一会儿”。它不是要阻碍发展，而是要砍掉多余的枝枝蔓蔓，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真正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主要精力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更好地培育创造公平环境，进而把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贴近、更优质的服务。

　　“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我们希望各地在简政放权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彰显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逻辑，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最终实现本届政府所承诺的在经济领域的“一场自我革命”。（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