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要涨价了！”的小道消息在街巷里一传开，人们手头的钱立刻换成了日用品，肥皂、火柴、糖、布料……见什么买什么，积蓄也从银行里取出来，买自行车、手表、洗衣机、电视机……一时间，就如198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里描述的：街坊二大妈一嗓子，把我没给急疯过去——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老急一着急，醋打了一洗脸盆；酱油打了两水缸；味精买了两抽屉……
想必，当年看相声的人都会心一笑：自己不也是个老急吗？
还好，我妈没像老急急昏了头，没打回家两水缸酱油，她知道酱油存放不了多长时间。她急中还能生出些许智慧，知道用有限的钱买能存放的、迟早用得着的东西。于是，那一大包棉花便由父亲用自行车驮回了家。那时候，母亲决定买棉花的理由很充分——在老家有个风俗，儿子结婚，要给儿子儿媳缝四铺四盖，就是四床褥子四床被子，而且这褥子和被子的棉花要絮得厚实，据说，一套被褥加起来要用10斤棉花。我哥当时还没结婚，我弟弟离结婚更远着呢。但母亲想得很长远，知道棉花是必备的物资，就让父亲到百货商店的库房抢购了一大包。和那包棉花配套买回的还有红的绿的缎面，上面龙凤呈祥、牡丹盛开，还有红格蓝格的褥单……
但母亲没料到时代的脚步会走得那么快，新时代的年轻人会接受一些老习俗，却也不肯全盘接收。就说结婚时的四铺四盖吧，哥哥和弟弟不肯让母亲受累做那么多那么重的被褥，母亲坚持要絮，时隔十几年，哥哥和弟弟几乎说了同样的话：“那就留在家里，等我们回家用吧。”弟弟成家时，母亲在惋惜那喜气的大红缎面被棉质的被罩掩藏了，弟弟却在庆幸有被罩盖住堪称古老的样式。而那些红格蓝格的褥单至今老爸老妈还在用。
那年，我妈还狠狠心，把存款取出来，也买了件大件商品——双卡录音机，这远远超出了我和弟弟的请求，我们原本只是想让父母买台砖头大小的单卡录音机学英语。当然，母亲这么大方也是有理由的，她也认为这是高瞻远瞩的决定，要涨价了呀！提前给哥哥买台上档次的录音机，等哥哥结婚时用。那时，家里钱不够，如果有足够的钱，她会买台彩色电视机。
不过，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们真的看上了彩色的春晚，而且就是在自己家里看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台进口21英寸彩色遥控电视机是哥哥给父母买回家的。
哥哥回家时已经是腊月廿九，他抱回个大纸箱，纸箱很重，比一大袋白面还重。他把箱子小心翼翼放到地上，让我们猜里面是什么。其实，外包装上已经写明了是电器，但我们不敢相信，都猜测是哥哥把单位分的年货不远千里带回了家。当我们看到色彩逼真的电视画面，就像坐进了电影院。哥哥这才告诉我们，他们研究所到国外考察，每人允许换的外汇券可以买两件进口电器，哥哥的钱只够买一台彩电……
父母心疼地问哥哥这一路是怎么从北京把彩电带回凉城县城的。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火车票，即便是汽车票也是非常紧张的，哥哥以前回家常是一路站着回家的，这回还带着个不能摔、不能碰、不能踩的贵重电器！哥哥却轻描淡写，不说他的辛苦，只是说他提货时就有人争着买，一个比一个出的价高……
母亲除了长远打算，也在为眼下的日子筹划，那一年，她还囤积了100斤食盐。那100斤食盐吃了多少年——成了一笔糊涂账，母亲后来洗菜时也在水里放点盐，说这样可以杀菌，邻居要腌白菜，母亲便拿出盐送人，好像早点用完那一袋袋盐，就卸下了一副重担。吃过这一大袋盐后，母亲吃盐，吃一袋买一袋，有人要对她说“今天不买，明天就吃不到了”，她也会稳如泰山不动。
那年，估计大部分家庭的银行存折账户都清了零，都换成了大件小件的商品，摆放在家里，堆放在仓房里，好像唯有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近在眼前，才会踏实。
邻居王老师的妻子就在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于是，他家的火柴、糖等副食品和日杂用品就堆放得更多。邻里间互递油炸糕，他们包的豆馅格外甜。火柴呢，直到后来那家集体副食品商店转制，王老师的妻子下岗，自谋生路，做小生意——过春节时卖爆竹，那火柴还有不少。弄得我们也在担心，生怕存放不当，火柴把爆竹点燃……幸亏，他们家的日杂用品在开秋季物质交流会时，勤快的王老师两口子把存货都处理了，也让我们松了口气。
家属院的孙老师家肥皂、洗衣粉储备了多少啊！孙师母一直带孙子外孙，孩子们的卫生不用操心不说，每次儿女回去，孙师母还把肥皂、洗衣粉往儿女手里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穿手工编织的毛衣毛裤，我想，这大约也和1988年人们抢购回家的大量毛线有关。瞧吧，大姑娘小媳妇坐在一起，人人手里都有毛线活儿，手指间竹针铁针穿起一圈圈鲜艳的毛线，串起一个个鲜活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