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以及协调成本过高等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全面实行公有制的制度安排逐步暴露出弊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等国企改革后，国有企业已经退出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国家掌控的基本上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垄断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这些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如果贸然对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都会造成很大损害。

　　一、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反思

　　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企业所有制以及私有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以及二战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国有制在西方社会曾经大受欢迎。但是，由于国有企业通常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执政基础联系在一起，为了显示与社会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西方一些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了一些“去国有化”的政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前联邦德国1961年在市场上向部分社会民众出售政府持有的大众汽车公司股份，但由于随后的股市波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私有化改革并不是很成功。西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高峰出现在撒切尔夫人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在此之前，英国的国有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超过20%，但撒切尔夫人认为低效的国有经济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实行私有化。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高潮过去30年后，西方很多学者对私有化的得失做了大量反思与总结。首先就是验证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的假说，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早在1993年就指出：从理论上讲，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可以参照的是在现代股份制企业中，尤其是在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通常是分离的。

　　麦金森(Megginson)和内特(Netter)在2001年的一篇总结性文献中指出，大部分文献虽然支持私有化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假说，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普遍存在缺陷：包括研究样本的偏差与单一、变量缺失、数据质量低劣以及内生性等问题。最近，阿罗塞纳(Arocena)和奥利费洛斯(Oliveros)在2012年对西班牙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所有制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外，麦金森和内特也指出私有化可能导致雇佣减少，企业服务质量不能提高等负面问题。私有化造成的收入分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很显然苏联实行私有化后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拉大了贫富差距。

　　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私有化改革，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保存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关联企业，亦或是政府控股企业)，主要存在于交通运输、银行、邮政、教育、城市供水、电信、教育、广播、博彩等战略性或公共性行业。所以，私有化即使在信奉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界限的，而不是无原则的彻底私有化。西方国家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时，也不是私有化之后就撒手不管。他们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优先出售给本国的投资者，尤其是企业的员工。对一些关键性领域里的企业，在策略上保持所谓的“黄金股份”，对私有化后企业的某些决策具有一股否决权，以保证这些企业的公共性和战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