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从外部移植一个司法制度行不行呢？恐怕也难。清末的“钦定宪法”便是派大臣出国考察以后，从外国借了不少概念生造出来的，结果枉然。辛亥革命后我们也从西方借了不少概念，看来也难，如同橘子，在南方是橘，到了淮河以北变成枳。任何移植的东西，都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它只能是一个参照的体系，由此而知己之不足，但它不可能是评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一切还得从自己“土壤”和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此路虽然难走，但也要摸索着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商品交换或者服务性贸易中，发生在熟人之间与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往往可以看到许多不等价的状况。由此可知，在市场经济下，即使如公平交易、等价交换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势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同时掺和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上，就谈不上什么公平公正执法。这个时期，由此而形成的种种矛盾，往往是促发人们不满情绪极度泛滥的导火索。目前，已有的案例，在农村有土地征收的补偿问题，在城市则有拆迁的补偿问题。有人想拆迁，有人怕拆迁，在想和怕的背后，实际上有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执政者如果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而是与利益的某一方捆绑在一起，往往便成为利益被损害者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突破口，被推向风口浪尖。因此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也是思想上纷争最多的时期。这种不满并不是坏事，它能推动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索新的发展途径，而照抄照搬西方的程序往往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总难免以失败告终。每当群众中这种不满情绪趋向极端，而司法机构又处于无能并半瘫痪状态时，往往会有人呼唤采取极端的办法，当这种呼唤成为群体性的要求时，也许就是革命爆发的前兆。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试图通过群体性的、大范围的暴力行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努力。所以只有总结历史上各种沉痛教训，社会才能以更新的步伐向前进，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中生产、交换、消费的公共秩序。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非常痛苦的历史过程，正如一个新生的婴儿诞生时总会伴随着许多血污一起坠落，这也是需要人们努力为新生儿清洗及不断打扫环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新生儿健康成长。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不管你要不要，喜欢不喜欢，它已是无法排除的客观存在，后人的责任只是正确地认识它，知其所以然，从而吸取有益于己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何变法、用法，如何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便有一个如何用势的问题，只有因势利导才能用新的秩序顺利取代旧的秩序，自然地完成整个社会进程的转型。这是我们观察社会生活必须密切注意的一个视角。

　　通过立法和执法来达到整治社会秩序的目的，亦需要因势而为。这个势，包括二个方面，一是自然之势，一是人为之势。

　　《韩非子·难势》中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这是指社会自然形势的趋向，往往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兵败如山倒，到了那个境地，已经形成的颓势是谁也无法挽回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到了崩溃的前夜，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1949年在大陆的国民党的处境也是如此。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各种矛盾和问题积累的结果。反之大势趋于稳定时，任何人想制造一些事端来动摇这个稳定的局面，那也很难得逞。故这个势，是有双重的性格，正如韩非子所言：“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它具有既便于稳定又利于继续动乱不定的双重性格。所以人只能顺势而为，不能逆势而动，违逆时势的潮流，那只能是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