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厚
编前刘钰1915年8月出生于原武东县阿鲁忽洞村(现察右中旗陶林)一个开明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启蒙于私塾，先后入武川高等小学、绥远师范附小、归绥一中读书。1937年6月，他在北平求学，结识了党的地下工作者李维中(内蒙古土右旗萨拉齐人，当时公开身份为法政大学学生)，在其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日寇侵占归绥后，刘钰回到家乡参加大青山抗日支队。他带领家人给八路军送粮送情报，积极为抗日支队提供后勤保障。解放后，他历任察右中旗人民政府副旗长，乌兰察布市政协副主席等职，2003年因病去世。
一
1937年，日军侵占归绥后，刘钰回家务农。1938年初秋的一天，刘钰在村头看到醒目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让他眼前一亮。惊喜之余，只见一些脚穿草鞋，身背斗笠，左臂佩戴着白底蓝字“八路”臂章的军人，他们担水的、扫院的、饮马的，出进在自家的院内外和村里人家的院里，他们说话和气，纪律严明，待人热情。当晚，大青山抗日支队粮秣科长刘达仁和王玉林找到刘钰，传达了部队首长希望他支援八路军，参加抗日救国组织的建议。
次日，刘钰杀猪宰羊，拉上素油烧酒，送到了大滩抗日基地，衷心表达自己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决心。大青山抗日支队领导李井泉和姚喆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讲了八路军进驻大滩，动员群众抗日救国，以及当时的形势和所面临的困难。刘钰积极响应，凭借自己是本地名门大户“小掌柜”的威望，以部队政治部和自己的名义，向大滩周围五大乡的大户发出了来大滩议事的请帖，商议为八路军解决粮草问题。刘钰带头捐送军粮130石，不几天，其他大户也积极响应，多者四五十石，少者二三十石，短短几天，就征集上千石粮食，从根本上解决了大青山抗日支队的军粮。
自此，刘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大滩地区第一个动委会，并任总务部长。他凭借自家雄厚的家业，在抗战期间为我军筹集捐送粮食、草料、衣服、皮衣、食油、军马等物资。每当部队给养接济不上的关口，总是由他设法征集转运，保障大青山抗日支队的后勤需要。他还发动群众递送情报，掩护干部，医治伤员。内蒙古老一辈革命者黄厚、范建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家住在淖梁脚下阿鲁忽洞村的刘钰同志，以身作则，带头支援部队粮食、马匹，从1938年至1942年先后支援我军粮食500石，军马30匹(带鞍子)，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啊！”
1939年底，大青山抗日支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由步兵转建骑兵。刘钰全力支持，把自家马群从哈帽梁赶到哈拉盖图罗红维的大院中，挑选出20匹口轻体壮的骟马交给了宋克瓒领导的游击队。
二
从1938年到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的斗争中，刘钰带领全家积极支援大青山抗日支队，他家常年在碾房、磨房不停地加工粮食，在油坊生产素油，在缸房做烧酒，为部队做着后勤保障。部队上至马匹鞍具，下到辣椒旱烟，人吃马喂穿戴用具一应俱全地由刘钰提供。刘家场上粮食入窖，场门一关，皮毛匠上工，他们以大户人家人多为掩护，为八路军缝制皮帽、皮袄皮裤，每年把几百件皮衣送到大青山抗日支队为战士御寒。入夏时节，毡匠上工，又秘密为部队制作军马鞍屉及绾俱，刘家变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后勤军需生产基地。
刘钰家北靠山崖，道路崎岖，较为僻静，有易躲易走的天然条件。八路军的伤病员常常装扮成长工、羊倌隐藏在他家，刘钰的母亲和妻子及弟媳为伤病员洗伤换药。李井泉、姚喆、黄厚、张达志、武达平、任建斌、马亚夫等领导干部，经常住在他家里，他和兄弟们放哨喂马保证指战员的安全。
1938年10月，由于抗日基地发展快，人多武器少，大青山抗日支队曾锦云找到红召村的宝音乌力吉(二喇嘛)希望帮助购买武器。时任武川三区动委会总务部长的刘钰配合二喇嘛积极筹集资金、洋烟，加上支队后勤科任建斌筹到的部分钱物，以召庙保安队买枪的名义，从伪蒙古军手里换回手枪、长枪、子弹、望远镜、马鞍、皮大衣等一大批军用物资，刘钰又用自家的驼队分二次秘密转运到支队司令部。
1942年，3万余日军向绥中围追堵截，烧杀抢掠，疯狂扫荡。大青山抗日支队被迫暂时转移晋西北，马亚夫随军的妻子王正敏临产，临出发时把产下的儿子托付给刘钰。刘钰与村民郭殿财冒着杀头的风险，秘密把刚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丑贵沟一家有奶水的农民家里。
三
1942年7月末，日寇调动了3个甲种师团，配备机械化部队，炮兵、骑兵3万多兵力，又一次向大青山绥中地区疯狂扑来，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当年秋天，刘钰奉命就地隐蔽坚持斗争，把抗日支队不便带走的武器、文件、粮食等装备全部“坚壁”起来。他转入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挖断公路，切断电线，传递假情报，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大青山抗日支队主力撤离大青山，武三区动委会人员转入隐蔽性工作，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四支队队长郑乃品、司令部军事教官杨振卿、骑兵支队卫生员徐宽荣相继叛变投敌。郑乃品成了乌兰花宪兵队长，他在四支队期间，熟知刘钰为八路军提供给养。郑乃品为了讨好日军，这年春天一个午后，他带宪兵30多人，包围了阿鲁忽洞村捕捉刘钰。先前听到消息的刘钰，早已隐蔽在大山深处。
1944年腊月，当地的靖安队伪军伙同日军与土匪在韭菜沟交火，缴获枪支由大滩警察署赵占山和孙敬德接收，赵、孙二人带枪返回大滩途经高红贵村时天色已晚，他们投宿到高银扣和高三的家，八路军地下党获知消息后缴获了枪支和马匹。
高银扣到警察署谎报：昨夜游击队姚喆司令带着300多人路经高红贵村时看见了马匹，将两名警察从睡梦中抓走。警察署怀疑此事有假，于正月初八，派20多名警察抓捕了刘钰和郭殿财及刘三河询问此事。警察对他们连日拷打逼问都无济于事，最后将3人以私通八路之罪交给日军，日军定于正月二十日对他们进行斩首。
1945年3月，太平洋战争打响，日军士气锐挫，扬言杀害刘钰的消息传出后，大青山抗日支队情报联络员毛守义和地下工作者白青云、蒲霖联络发动大滩周边地区的群众，请愿保释。同时又通过王增库送大烟、狐皮、钞票、马匹给警察署长罗万年，积极营救刘钰等3人。正月十九日，在地下党的策动下，大滩周边几十个村庄的村民骑驴的、步行的，连夜赶到大滩，在日军驻地的门前，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又买通翻译，靖安队也出人相助称刘钰3人是当地良民。在群众请愿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刘钰等3人释放了。
刘钰被关押在牢狱中，对看守他的警察宣传抗日救国和当前的形势，讲伪军面临的出路，为大滩警察署日后哗变投诚八路军做了铺垫工作。一个月后，警察李建功打死署长罗万年，带领30多名警察投奔到黄厚的部队参加了八路军。随后，大滩据点撤销，不久靖安队撤回武川，大滩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