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保持合理的速度，但不必过于在意速度的放慢，而应更看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往往要靠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我国会长期存在较大的就业压力，即使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正在放慢甚至到2015年后将会停止，在一定时期内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每年也将有800万—900万的庞大规模，因此需要保持适度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创造就业岗位。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下，必须保持合理适度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再要长期保持9%—10%的经济增长速度势必越来越难。这是我们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不必过于在意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应更注意投资效率和企业利润率是否提高，投资与消费两大内需的比例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得到优化，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是否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是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得到抑制，单位GDP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是否降低等。也就是说，只要增长质量、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成功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4个百分点，初次分配状况有一定改善；20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高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的3.28∶1缩小为3.23∶1。尽管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幅度还不大，但这种改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应当在“十二五”期间着力巩固和扩大。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加快改革和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首先，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下行风险有所加大。美国和欧盟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是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数，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还在发展演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

　　其次，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国内外货币流动性偏多、成本上升和国外输入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我们管住自己的货币流动性，但成本上升和国外输入性因素导致的中长期通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同时，对于过高房价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也需完善长效应对机制。

　　第三，国内油荒、电荒凸显推进相关改革的紧迫性。今年4月，在还不到用电高峰的时候，很多地区就陆续出现了油荒、电荒，现在南方多省电荒仍然不断出现。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资源价格、能源供给体系等关键性改革不到位，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合理。这突出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矛盾、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依然严重，也凸显了推进相关改革的紧迫性。

　　第四，小型微型企业经营环境趋紧。小型微型企业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成本上升，加上融资难再次浮现，它们的生存发展更加困难。

　　第五，结构调整时不我待。经济增速放缓一般是调结构的最佳时机，同时我们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加快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进一步加大。

　　第六，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开始显露。最近，社会各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债务风险心生疑虑，中央正在加以规范和清理。我国财政整体状况健康，有能力处理好地方债务问题，关键在于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良性循环机制。

　　此外，有些境外上市公司质量需要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需要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进一步合理化。有效解决这些国内经济问题并应对外部挑战，既需要加大相关工作力度，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创造更适宜的制度条件，增强经济肌体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