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人为之势，韩非子说：“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这个权位便是人为之势。而法还必须与势结合在一起，只有势没有法不行，只有法没有势也不行。韩非子说：“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这里奚仲是古代制车的工匠，隐栝，是以绳墨量曲直，度量，指木料长短大小的计量，以代指法。庆赏刑罚指以其造势，没有势，则法无以为用，故韩非子的结论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意思是以权尊位高和赏罚之势来推行法治，才能奏效，没有相应的位势，没有一定的法制条令，便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果便是天下大乱。

　　故无论自然之势，还是人为之势，皆是法之推行不可或缺的条件，换一句话说，法令的制订和推行，刑罚轻重的变化，都必须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在中国古代，即使同一个朝代，对于同一种犯罪行为，在不同时期处罚的轻重也不相同，轻重状况都要服从那个时期斗争的需要。汉初，高祖刘邦刚进关中入咸阳时，为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对当地的民众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是指秦国的法令过于严苛和暴虐，他刘邦则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汉书·高祖纪》)这约法三章，即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及偷盗者以罚相抵，此外其他苛刻的法令一概取消，结果是“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这个就是因势利导。在楚、汉即将逐鹿之际，刘邦懂得在法制上以宽简争取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汉书·刑法志》讲：“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刘邦的约法三章，就属于刑新邦用轻典，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新区人民的支持。项羽不懂这个道理，他进咸阳以后，便乱烧乱杀，“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秦民失望。”(《汉书·项籍传》)古代，兵刑为一，项羽那样用兵，关中便没有百姓会支持他，这注定了他在楚汉逐鹿战争中的败局，其中简单的道理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以后，周边尚未臣服，关中的局势已经稳定，《汉书·刑法志》称：“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就是所谓“平邦用中典”，整理秦国的律法，为汉之九章律。到了汉武帝时，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即由于横征暴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乱世的迹象，那么“刑乱邦”便须“重典”了，于是“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书·刑法志》)所谓决事比，即可以应用某项法令之案例，这里可以判死罪的有四百零九条之多，可以比对的案例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可见刑罚之滥而重。由此可见刑法的轻重会因时因势而变。

　　在古人的心目中，法令条文是经。至于刑罚的轻重，随时而变。韩非子在《心度》篇称：“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故执法与立法的公平也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它是动态的，要因时势的需要而灵活掌握。这也叫作执经以达权，经是原来的法令条文，权是灵活变通的办法。宜，是时势的需要，对刑罚的轻重缓急要调整到恰到好处，也就是要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有序为其目的，而刑罚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建国初的“三反运动”，杀刘青山、张子善，这个判决，现在看来是重了，但当时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不能拿现在的定刑标准来看那时的量刑，以宜为主。八十年代的严打，从重从快，也是这个道理。这里面肯定有大量错杀冤杀的，那是你碰在枪口上，只能自认倒霉。但这也有一个度，过头了，那就失其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多了，反而添乱。还是应少杀、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