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要有一套严密的法律条令，要做到法随时转，治与世宜，达到通过法治以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这一切要有人去做才行，要知贤任能才行。《韩非子·难势》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然而要找到尧、舜，又谈何容易。如果以驾为喻，那么古代驾车的能手叫王良，如果必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机遇难得。故韩非子说：“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车代表着国家的权力，马代表着趋势，良马固车，即好的形势，稳定而巩固的国家结构，即使由中人驾驭这辆车子，安置这样的驿马，每五十里换一匹驿马，那么行驶千里，也能指日而达到目的地。故即使没有王良那样善于驭马者，以中人作王者，对群臣和下属只要善于“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同样也能达到推行法制以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故乱世，需要强势的在西方被马克斯·韦伯称作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才能扭转局势。明代的朱元璋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布衣出身，经历过苦难，深悉世情，有深厚的布衣情结，嫉恶如仇，又能团结一大批文臣武将，还是一个铁腕人物，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正是他这些性格，把他放在农民领袖的地位上，是他的努力结束了元末的动荡乱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朱元璋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他杀过那么多人，办过那么大的案子，当然有错，然而我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功还是过，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能片面地抓住他的过失，把他描绘成暴君，那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并不非得需要什么伟大英明的领袖人物，所谓“中人”，也就是法理型传统型的领袖，同样也可以驾驭庞大的国家机器。然则这也是有条件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不作非分之想，循规蹈矩，一切都会正常运转。我们当然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但海外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夸大我们的社会矛盾、夸大各种问题，是为了制造恐慌心理，搅乱人们思想，使人们失去信心。我们可不要上当，对形势的基本面应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对前途要有信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哪一个侧面都不能缺少。所以还是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如明代中叶，那些帝王实在不太高明，大都属于平庸之主，但是明王朝的国家机器依旧能正常运转。尽管出现过危机，凭借它自稳的性能，还是能度过不太严重的危机。当然这也有度，超出了限度便会自行垮掉。我们这个国家如一条特大型的船，它航行在大海上，自稳的性能特好，不是随便什么风浪所能撼动和掀翻的。只要我们指挥系统不发生问题，内部不发生大的冲突，它是沉不了的。怕的是自相残杀，自己炸沉这条大船。

　　有了法律条文，正确掌握了形势的要求，还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执法机构，才能有组织地去实施法治，也就是要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现在叫作公务员队伍，在相应的官僚机构及其体制下去执行依法治国的具体工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司法行政机构，一个是审判机构。司法行政机构在《周礼》中称秋官。汉成帝时置三公曹，主断狱事。东汉则以二千石曹主中都官之盗贼、词讼、罪法事。南朝宋、齐、梁、陈及后魏、北齐都以都官尚书兼掌刑狱之事。至隋开皇以后设刑部尚书，尚书六部中的刑部从此成为司法行政机构，它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司法部。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官，春秋战国时称大理，秦汉时最高的司法审判官称廷尉或大理，北齐及隋称大理寺，唐沿用，直到明清，国家最高的审判机构都叫大理寺，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最高法院。以唐代为例，刑部设尚书与侍郎各一人，其职掌是负责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而大理寺的长官则有卿一人、少卿二人，他们的职掌是负责邦国析狱详刑之事，也就是具体负责刑事审判。明清二代在中央有刑部这个司法行政机构，有大理寺这个全国最高的审判机构，在地方则是政法合一。若以汉代为例，郡一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是郡守，有实施赏罚之权，他有司法权，并设置决曹，主治狱及罪法事；县一级的地方长官称县令，《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县令的职掌是“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包括司法与审判两方面的职责；其下属列曹中，主管司法治安方面的，有贼曹主盗贼之事，狱掾吏负责具体管理监狱。地方上的政法合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总而言之，一套司法制度的实施，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条令，有一套完整的执法机构，包括司法行政机构和审判机关，要有一支庞大的执法队伍，而且法律的实施还必须因时势而恰当地或重或轻，以达到稳定整个社会秩序这个根本目的。这是我们考察司法制度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每个现存的民族以至个人，身后都连着一条长长的脐带，通向我们所从由来的远方，你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挣脱它，却绝对有必要去理解它。对于以法治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样是如此。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化，是由一定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所决定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流逝中逐渐地完成的。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因果关系，它不是由理念诸如普世价值的推演而能凭空制造的。民主、自由、平等这类概念，都是相对的，各个时期提出这些口号，去争取的目的，都是具体的，无论是谁在反对谁，如果只是抽象地叫嚷这些口号，不表明自己具体的目的，那只能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口号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符合什么人的利益，还是为了适应外国主子的要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要说清楚你究竟要什么，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有关法制的一些理念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而不可能依照理念的逻辑去改变事物自身前进的轨迹。社会的发展只能从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历史活动中形成，是人类活动自然演化的产物。当然它势必也会被打上各种观念的烙印。一种制度，即使在当时生产生活条件下看是有益的，有用的，但也不可能是完善的。它总是既有优点，给一部分人们带来益处，同时也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故从价值取向上讲，它不可能是普适的，如水平仪那样的公正。所谓公平和公正只能是相对的，只要它对大多数人有益，便是公平公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