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照搬美国式民主“飞来峰”的后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股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其表现就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从美国照搬民主模式，“拷贝”美国式民主道路。而随着这股浪潮在全球的泛滥，美国语境下的“民主”一词在一些人心目中逐渐地等同于“合法”。因此，是否符合美国式民主也成为了一些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福山曾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近年来，各国的民主实践中出现了两个趋势：第一，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步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化民主的困境；第二，过去30多年，在“自由化”“市场化”与“私有化”的主导思维鞭策下，国家职能不断被消减，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根本无力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两种趋势，也使得福山开始反思他在20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最终，他不再向过去一样单纯强调民主与市场，转而大声呼吁21世纪的国家竞争力主要在于国家能力建设。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有三个标准：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其中，国家能力应当先于民主责任制被确立，否则，政治领域将会引起广泛的裙带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党分赃传统的原因。美国历史上既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前，优先确立了民主制和法制，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政党分赃制。福山的学术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利用福山提供的标准，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没有走上“良治”的道路了。
众所周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确立民主制之前并没有如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的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和职能。换言之，这些国家在移植美国式民主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照搬照抄，在现代国家机能不健全的条件下，基层公权力机构很容易被宗族势力或地方豪强通过操纵选举而占为己有，以至于陷入美国式民主困境，进退两难。
1.拉美国家：
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悬殊
由于美国对外宣传新自由主义、推销美国式民主，为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中，产生了悬殊的贫富差距，造成明显的社会分化，而他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也成为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民主并不能很好的抑制贪污问题。纽约中央公园旁和迈阿密海滩边的豪宅里的住户都说西班牙语，因为这里是众多拉丁美洲权贵子弟的聚集地。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UN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曾公布研究报告显示，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正日益加大，20%最富裕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贫穷者平均收入的近20倍。哥伦比亚、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根廷以及危地马拉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在增加，其中危地马拉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2.菲律宾：
选举舞弊家族政治泛滥
菲律宾一直以来被西方国家视为民主国家，菲律宾宪法甚至被称为美国宪法的“海外版”，而菲律宾的所谓民主其实更像一场闹剧。菲律宾以往的选举投票的开票过程基本是暗箱操作，总统选举的开票过程长达一个月，偏远地区投票舞弊等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每次大选都是疑点重重。菲律宾有160个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以占有土地、自然资源或拥有工商业为基础，相互联姻，形成一个个权势集团。在地方，家族可以影响、控制商业、民事等经济社会事务。在南方的棉兰老岛，因伊斯兰分离武装的存在，菲律宾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大家族对抗分离势力，同时将地方事务委托于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在国家层面，各大家族纵横捭阖，建立党派、控制选举、培养代理、操弄政治。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看，菲律宾政治堪称“家族政治”。
3.印度：
资源内耗民生状况堪忧
西方媒体喜欢称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大量的资源被用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上，繁琐的手续和各级各类部门之间的推诿以及腐败都使得体制的效能大打折扣，一些印度学者甚至把印度经济无法持续快速发展归咎于他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因此，这种无休止的资源内耗导致了民生问题堪忧，而所谓的民主也早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般的幻影。孟买是印度的金融中心。2008年，孟买1400多万的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贫民窟。一个名叫达拉维的贫民窟，里面住着10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3平方米，1400多人共用一间厕所，传染病频发，卫生状况堪忧。贫民窟中黑社会横行，包养警察，勾结政客，让贫民窟成为政客的稳定票仓。
4.伊拉克：
三足鼎立恐怖主义抬头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美国式民主制度，三大势力——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互相制衡，共同掌管权力。由于历史原因，这三大势力本身存在矛盾，而美国式民主的制约机制无疑激化了三者的矛盾。正是三大派系的明争暗斗、貌合神离，才给了IS钻空子，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空间。更有观察者认为，伊拉克的“三足鼎立”局势可能最终导致伊拉克的分裂。而一旦伊拉克分裂，则给恐怖主义更大的生存空间，西亚北非地区的安全问题将尤为严峻，地缘政治格局恐会发生深刻变化。
由此可见，美国推销的民主模式没能让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走上“良治”的道路，反而让这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危机中，美国式民主与合法性之间关系出现了松动，许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本国“沃土”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耦合一体、不断完善，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