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后”到“90后”，这些年来都曾被贴上“代际标签”。正如“80后”以富有时代色彩的奋斗为自己正名一样，今天的“90后”，也在各个领域涌现出堪称楷模的代表。

　　最近的一则消息是，在第十二批青年千人计划中，最年轻的入围者，是两名出生于1990年的女性青年科学工作者。一位，从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归国，已经是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另一位，曾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访问助理教授。有媒体惊叹：这已经不能用“学霸”相称了，得叫“学神”。

　　“青年千人计划”的本意，就是让更多具备海外经历的科研人才回国创业，申请者的年龄不能超过40周岁。此次入选的青年学者，2/3出生于1980—1984年，即32—36岁之间；出生于“85后”的学者，也占据了11%的比例。

　　普通大众的“冲击感”，来自于“新鲜”——年纪轻轻，就做出了如此成绩，拥有极高的事业起点，在同侪中当属翘楚。而从社会层面看，我们应该让这种“冲击”越来越多，并成为常态。

　　自古英雄出少年。根据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青年本就是最有创新激情和创新能力的群体。古代的王弼、王勃、骆宾王，近代的莫扎特、安培、高斯、薛定谔，都是年纪轻轻就在不同领域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降人才”不难，难的是给年轻的人才以更好的空间、更优质的生长土壤，既不让他们因为“捧杀”而成“仲永”，更不让他们因为体制机制的保守、闭塞而感到没有希望、远走他乡，或者是在体系内无望地论资排辈、熬年头等晋升。

　　一位参与过“千人计划”评审的专家曾撰文指出，这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本就应该在科研机构中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是这项在国外类似于终身教职评定的工作，却不得不通过国家层面的“运动式选才”，本就说明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青年千人计划”，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高校“师门传承”的裙带关系和门第观念，对于中国在全球择优选才有一定突破。

　　有数据显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大、清华培养出的优秀本科生，在结束海外留学后，选择回国的仅有1/3。但现在，情形正在起变化。笔者曾问一位留学海外多年的友人：为什么选择回国？他的回答是：在当今世界，还有哪一块土壤，比中国更有活力、更适合创新和发展？

　　的确，中国大地上的空间是最为辽阔的：无论是结构转型的迫在眉睫，还是对“人才红利”的急切呼唤；无论是中央层面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中排在首位的“创新”，都表明，今天的中国，决心要走一条以创新为引领、以科技为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也都意味着，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第一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作为最具活力的年轻人，“90后”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颇具希望。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熟悉这一时代；他们对体制、传统、等级的眷恋和束缚感更少，更适合投入创新性的工作；他们的表达、分享欲望更加强烈，对创业、科研、公益的热情度也更高。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成就未来。二三十年前，很多孩子都曾有一个“科学家梦”。当时他们的偶像，是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而现在，无论是屠呦呦的获奖，还是“90后”入选千人计划，我们更愿意把它视为一种科研的“正向激励”，不仅让更多的孩子对创新更有热情，也提醒我们推动相关改革，释放更多有利人才成长的活力和空间。(申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