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包头面粉公司有关的老票据
段绳武在包头创立河北新村，组织村民进行集体婚礼。
◎一舟
西洋文明最初进入中国时，就有照相技术。那时是清朝末年，很多中国人都怀疑这个东西能摄人魂魄，属于魔鬼一类。中国古人以画像作为留存资料的手段，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如孔子孟子等先贤名流的画像究竟有几分可信度，因为画像注入了太多的个人想象和情感。摄影留住本真留住时光留住记忆的功能和魅力，使它在中国人的怀疑与争论中茁壮成长。随着1923年绥包铁路的建成，铁道犹如信息的血脉一样流通到包头。一个叫苏醇的摄影人沿着铁路来到包头，开创包头照相之先河。1944年，侵华日军已呈现颓败之势，当时一个已属日本臣民的朝鲜人把他的大和照相馆卖给了包头商人白玉壁、彭善继、王福，因三人各出三百元蒙疆币(伪蒙政府货币)，故名“三三照相馆”。
中国摄影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包头虽非潮头的弄潮儿，却已基本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其专业水准也并不低。摄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它既是时尚，也普及了审美，城市文明中，它是极为绚丽的一抹亮色。从穿长袍马褂到洗浴修脚到照相留念，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急速跃进的脚步是那么匆忙而急促。
民国时期，开发西北成为朝野共识，一批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包头。特别是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实业救国”“乡村建设”“移民实边”“开发西北”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包头地处西北的中间地带，又有铁路公路水运之便，更有“旅蒙商”形成的早期城市规模和商业文明，于是，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来了，并把开发西北总部设在包头。冯玉祥其人虽然一生六七次背叛他的长官，但却也是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人物，他为包头带来了很多具有现代文明的思想和建树。包头电灯面粉公司是原山东省议会议长王鸿一联合同仁创办的，它开创了包头近代工业之先河。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会员孔庚于1912年攻占包头，并于1913年击败外蒙军，成为绥西镇守使，他联合同仁创办漠南矿业公司，西起狼山，东至石拐，该公司成为大青山煤田的最早开发者，持续经营26年。原国军师长段绳武变卖家产，举家西迁包头，并移山东农民数百，创建了颇具“乌托邦”形式的“河北新村”。1923年绥包铁路开通后，冯玉祥于1925年开始修筑包头至乌加河到宁夏的包宁汽车公路。1929年包乌公路通车，这是包头最早的公路，也是包头通往西部的主要干线。1930年，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签订合同并成立航空公司，1934年包头机场建成，成为绥远省第一个航空机场。当隆隆飞机飞临包头的时候，地下依旧有长长的驼队行走在戈壁草原上，时空在这里交织转换得让人目不暇接，古代与现代的交错犹如意识流画面。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通信，1904年，包头和萨拉齐分别成立了邮寄代办所。1917年，包头和萨拉齐邮政分局升为三等局。1935年包头邮政升为一等局，管辖萨拉齐、固阳、塞北、东胜各邮局。别小看这个管辖，它意味着包头此时已成为绥远西部的通信中心，1913年包头至归化(呼市)开通直达电报线路。1924年，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26年开办长途电话。通信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地区发达与否的标志。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中国在1881年的上海有了最早的电报局，而美国也只比上海早一年拥有电报公司，从这个时间看，包头的电报电话的开通只比上海晚三四十年的时间，应该讲是得风气之先的。到1946年、1947年，包头到天津、兰州电报线路已经开通。烽火、信鸽、信猴、驿站，传承几千年的通信方式在电报电话面前立刻成为“古代”“过去”和“历史”，科技的进步使包头这座城市从“水旱码头”一跃而跨进现代城市的行列，走西口、旅蒙商、古渡渐渐成为这座城市急速前行的遥远背影。
谈商论贾，离不开商业商会。商会在中外商业文明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体现着商业文明中最为精华的“契约”“独立”“合作”“自治”的精神。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环境中，商会往往扮演着“二政府”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品质、文化走向和市场民生。商业文明创造的财富，最终会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如高等文学、高等艺术、高等教育、高等科学，并改善居民福利水平，最后带动城市和国家发展。
中国的商会概念讲起来很久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行社”。古代中国的社就是土地神，和稷一样重要，稷是一种谷物，泛指农作物名称，为五谷之神，社和稷，代表着土地与农作物，两者都是农业神，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社稷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社稷祭祀”成为礼制，天安门东侧与西侧的太庙与社稷坛组成了“左祖右社”的礼制格局。到后来，“社”才渐渐演化为地方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在商业领域则形成行社制度，即最早的商会形式。包头地区开社较晚，19世纪初才形成商业集镇，其时欧洲已发生过法国大革命，美洲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立。由于商业的繁荣，结合传统中的行会、行帮与民间的结社习俗，包头的行社日渐发展起来，在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尚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痕迹。包头行社的行以商业类型划分，如“畜、皮、斗(粮米油)、货”，后来发展到九行：皮毛行、杂货行、粮油行、钱当行、陆陈行、畜牧行、蒙古行、货店行、药材行。而“社”的发展则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保持了农耕文化中以“宗族”“乡里”为特征的“社”，如“河曲社”“代州社”“交文社(山西交城、文水)”“祁太社(山西祁县、太谷)”“云朔社(左云、朔县)”“直鲁豫同乡会”“山阴同乡会”“晋北同乡会”等，后来又有以商业特征为主的“成衣社(缝纫)”“鲁班社(木石笸箩匠)”“义仙社(染房)”“合义社(旅店)”“清水社(粉房豆腐房)”“金炉社(铁铜匠)”“毡毯社(毛毡铺)”“绘仙社(画匠铺)”等十六社。到最后形成“大行”“公行”，已经具有了“商会”的架构。商会领导九行十六社，负责管理同乡事务和商业事务。后来行社组织基本演变成地方行政组织，连居民打架斗殴、贼情盗案等社会治安问题也统管起来，大行办公室正厅竟然悬挂着衙门才有的“虎头牌”，还写上了只有朝廷官员才敢用的“公务重地，禁止喧哗”的标语牌，“公务”换成“衙门”，则直接成为行政机构，还有四五十名“黑衣人”组成商团维持地方治安。可以想象，这样中国特色的商会必然出现诸多机构臃肿、腐败横行、欺行霸市、以大欺小、徇私舞弊等现象。但总体来讲，行社、商会制度在维护市场稳定、社会治理和兴业兴教、倡导文明方面的努力和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个政府治理相对落后的环境下，行社与商会的存在就是社会的稳定阀。
有一种传统观点，叫作无商不奸，“奸商”的心理定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可怕的阴影。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的观点一脉相承几千年，成为中国文化、经济、社会进步的心理和文化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有过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巨著《国富论》，其实他还有一本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写作本文时，中国正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陕西一位58岁的儿子因贫困和怨恨把自己79岁的母亲给活埋了。人类古代也有不少因食物短缺而遗弃父母的事情发生，当社会出现极度贫乏时，“易子而食”“人吃人”等大量突破道德人伦底线的事情都会发生。而这些在一个富足的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正如管仲讲的“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没有道德规范，市场本身就难以生存，若商人皆行欺诈，盗贼满街跑，无人守信用，这样的市场能存在或发展吗？信用、诚实、礼义与财富是互为依存的。在商业市场繁荣下，人们都在“陌生人社会”，依附熟人、依托私人关系、依靠老乡血脉关系，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生活在市场中的人，更加乐善好施，更同情他人的感受，更重视公平公正，更看重契约规定，其实就是说：商业文明更容易通往法治社会、权力制衡和自由民主。而越是非市场非商业的社会，人和人之间越要依靠私人关系。当然，任何形式的文明总有其中的不足，商业文明中“逐利”的追求也有为富不仁等弊端，此不赘述。
包头的商业文明分为两个阶段和层次，一个是晋商文明，二是以铁路、飞机、电信为代表的近代工商业文明，这两个商业文明既有迭代关系，更是飞跃和革命。晋商文化的表现很多，但最具特色的则是关公文化为内核的道德自律。关公，是一个被神话了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西运城人，通过一部《三国演义》，关公成为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他死后，民间逐渐把他奉为神明，一个三国时耍大刀的将军，后来却成为晋商心中的楷模，晋商所到之处，无不先盖关帝庙，其意义大致有两点：一是弘扬关公的善智勇信念；二是乞求这位“温酒斩华雄”的大英雄的保佑。山西商人在包头商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从梁大汉、梁如月到乔致庸、牛邦良，以及渠家、智家、田油房等，大多从山西代州、定襄、祁县、太谷、忻州等地而来。晋商留给包头商业文明中最积极最主流的遗产是“诚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怀念晋商、发扬晋商精神的核心意义，晋商不仅带来了商业文明，也带来了商业文明附属的精神文明。开智启蒙、办学兴教，包头从一个荒凉的边陲小镇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晋商在民国时走向没落，除了因为失去了帝国时代官商勾结、垄断特权的原因外，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他们在发家致富后更多地把金钱投入到土地和房产中，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没有摆脱农耕文明、宗法社会的羁绊。在山西旅游，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曾经在包头风华正茂的商人们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回到了他们为自己和子孙苦心经营的大宅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梁家大院、申家大院、常家庄园、丁村民居、皇城相府、阎锡山故居，其建筑之精美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里面充盈着中华传统文明的各种因子，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文化血脉涌动在每一个建筑的雕刻、楹联、字画中。而这些与英国、荷兰等早期商业文明的“地球村”概念渐行渐远，也和清末民国时代的近代文明相距甚远。恰如中国历史脉络一般，在农耕文明巨大背景的笼罩下，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曙光最终未能成为喷薄而出的太阳，照亮中国的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