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头商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晋商起到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农民到商人，从农村到城市，包头历史的蜕变虽然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但是，正如任何历史进程中总有几个重要的推动者或英雄人物一样，包头的商业文明发展也得益于一批有组织有智慧的人，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落魄的秀才，有的是乱世中的枭雄，有的是失意的政客，有的是儒雅的文人。在荒凉落后的包头，他们或安家落户，瓜瓞绵延；或只是匆匆过客，惊鸿一瞥；或创业有成，荣归故里。但在包头的土地上，却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或是一家商行，或是一间老宅，或是一段故事，或是一缕歌声，扮靓了包头城市商业文明的一抹暖色、一缕阳光、一道彩虹。他们的故事流传于关于包头的众多书籍中，流传于包头人祖辈的故事中，流传于那些已拆除殆尽的大街小巷中。
在包头商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晋商起到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作用，晋是山西简称，历史故事中最有名的是春秋时期的“三家分晋”，韩、赵、魏从晋国脱颖而出。秦汉以后，山西作为独特的地理单元(四面环山环水，即史书上常讲的山河表里)，从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省份。大唐崛起时，李渊家族就是借助于武则天武氏家族的财力。明代的“大槐树”移民，使山西人遍布中国很多省份。也就是从明朝开始，晋商成为国内三大商帮之一(晋商、徽商、潮帮)。明代俺答汗(阿拉坦汗)时，山西商人就是蒙古地区的主要客商。当清朝还是后金时，晋商就和后金政权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个关系几乎维持了有清一代——晋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和朝廷和官员的特殊关系(大概即今天的官商勾结，这也成了晋商发展过程中的基因缺陷)。清初的“八大皇商”使晋商以皇家商人的身份纵横一时，特别是和内外蒙古地区的贸易，几乎被晋商所垄断。康熙年间，新疆噶尔丹叛乱，康熙西征时的军需民用几乎全由晋商包办。也就是那时，晋商发现了黄河之畔的包头村，发现了这个可以连接东西辐射南北的“泊头”，发现了它未来的巨大潜力。在随后的时间里，清朝从战略与国防的角度考虑，放松了蒙汉分治的政策，大量山西陕西的农民为了吃饱肚子来到了浩瀚的河套、土默川、乌兰察布平原。在农民的眼里，这里就是丰沃的粮仓，就是生命的栖息地。于是开启了浩浩荡荡持续二百多年的走西口大潮。昔日蒙古人的牧场，到处是农人的“板升”(房屋)，手把肉与烩酸菜的气息交融飘荡；牧人的鞭影与稼穑的锄头共舞夕阳；悠长的牧歌与凄凉的小调琴瑟和谐。商人的眼光是独特的，资本的本质是开放的。于是，随着走西口农民的步伐，随着西征大军的队伍，随着“移民实边”的国家战略，沿着古老黄河的两岸，一批批晋商来到口外，来到了萨拉齐治下的包头村。
梁如月，一个山西定襄的铁匠。据说他是第一个在包头开设了商号“如月号”的晋商。关于他的详细资料不多，但从名字来看，他的家庭似乎不是普通的农人，名字中透露着一股书香之气。铁，今天的包头人大概最熟悉的就是它了。包头钢铁公司作为共和国长子闻名遐迩。但你可能无法想象，在明代，明政府把铁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片铁不许出关”，铁成了草原上蒙古人梦寐以求的生活资料。明朝也正是利用这一战略资源实行“禁边”的卡脖子政策。走西口的人中有些是粗通技术的匠人，他们带来了各种手工艺术。梁如月就是这其中的一人，可能因为他最早创办了商号“如月号”，所以声名显赫，而其他人终其一生也只是个匠人而已。
梁如月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住了商机，看到了市场，包头地区的蒙汉居民最需要什么？首先是劳动工具，镰刀、斧头、铁锹、镐头，没有这些，如何种田？蒙古族人口虽不多，但他们需要马掌、掌钉、箭头、铁锅之类，别小看这些生产生活资料，科技含量虽然不高，市场需求却是很旺。以货易货，其间的利润是很高的，特别是蒙古族群众的皮张、鹿茸、雕翎等运到山西或北京，是稀缺商品。人多了，婚丧嫁娶的市场出现了，就像今天的礼仪公司一样，梁如月以独特的眼光开办了包头第一家鼓匠房，从事起了婚丧高端服务业。据记载，他从山西弄回了两对紫檀木做成的“红蓝花轿”，红轿办喜事，蓝轿办丧事，这花轿在当时的包头应属最时尚的玩意儿。高端服务必然带来高端利润。梁如月创办的如月号一直经营到1949年，是真正的百年老字号。
早期来包的晋商还有定襄的智姓，他们在雍正年间来到包头，租用巴氏家族的土地，在今人民公园一带开设“永合成号”，经营的则是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米面生意，同时也做起了远到蒙古的皮毛贸易，他们大概是包头较早做外蒙古生意的商家。笔者斗胆猜测，这个智家应该是春秋末年三家分晋时被韩、赵、魏联合干掉的晋国四卿之一的智姓诸侯，讲起来那还是真正的周代贵族呢！与此同时，智家还经营着第一产业——种植业，史称永合成地，算是亦商亦农的大家族。
乾隆年间来到包头创业最成功的则是传奇人物乔贵发了。从山西著名的商人之乡祁县走西口来到呼和浩特又转到萨拉齐，最后将事业根基稳稳扎在老包头，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头脑和眼光。乔贵发字公达，祖上应该是有点文化和资产的，如果是彻底的贫下中农，一般也不会有名有字。但因幼年时父母双亡，沦为赤贫。18岁左右与结拜兄弟秦氏辗转来到萨拉齐厅老官营村，近30岁来到包头。那时包头的人口已经增多，市场初具规模。乔贵发从经营豆腐豆芽等小生意起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复盛公”商业帝国。经营项目涉及粮食、油酒、绸缎、客栈、当铺、钱庄、菜园等，已经是当时的金融大鳄，商号极盛时遍及半个中国。乔贵发这个人物是晋商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诚信为本、乐善好施、善用人才、善聚人气，并且将这些生意经列为家训。乔家的家规有六不准：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这些家训家规很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但在当时，要做到却是很难的。首先不准纳妾就是那个时代很难做到的。三妻四妾是中国富豪们的标配，这种习俗其实是皇帝们三宫六院的演绎。特别是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假如长房没有子嗣，纳妾就是夫人贤与不肖的考卷，一般情况下夫人就会张罗给老爷娶个小妾来传宗接代，但乔家子孙却基本做到了不纳妾。晋商重文化教育，乔家子弟也大多读书有成。第六代兄弟20人，11名大学生，2名博士，1名硕士。但乔家和大多晋商一样，他们身上缺乏现代资本主义意识，思维保守，他们大多数人在包头赚钱后回到了老家的深宅大院中，守着故乡的土地，守着祖先的坟墓，守着家乡的醋瓶，体味着成功富足的滋味。当荷兰、英吉利、意大利甚至俄国、日本等国的商人已经开始在地球上做生意时，他们却在老宅昏暗的灯光中含饴弄孙，沉浸在乔家大院、梁家大院、王家大院等一批深宅大院中享受岁月静好。到民国时期，辉煌一时的晋商已渐渐失去了光环，从此再也没有了往昔的影子。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几十年间，其对山西的治理颇有建树，但却始终蜷缩在三晋的大地上，连火车铁轨都不和全国接轨(窄轨铁道)。到后来大概只剩下“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样空洞的声音在历史的长廊里轻轻回响了。
旅蒙商是晋商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嘉庆年间，从一个衰落的耕读之家来到包头的山西代州人梁大汉开始了一段旅蒙商的传奇，代州这个地方曾经是鲜卑人的故土，是他们起家的地方，代州许多人身上恐怕都有鲜卑的血液。来到草原，其实也算回到了他们祖上的故乡。16岁来到包头的梁大汉从复兴义商号做学徒起步，在代州老乡的提携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担任了复兴义的经理。拿着朝廷颁发的“龙票”(出入外蒙经商的通行证和许可证)，他把生意做到了外蒙古，以茶酒丝绸玛瑙玉器的温润软滑打开了陌生荒凉的蒙古商路。1869年，马升修筑包头城，梁大汉以商会会长的身份鼎力支持，并担任修城总管，包头老城留下了他多少脚印、汗水与心血，我们今天已无法想象了，但包头人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代州人。梁大汉深孚众望，曾任包头镇公行第一任总领，是名副其实的商界领袖。但晚年也是选择告老还乡，返回代州，与家乡的山水草木相厮相伴了。
包头的晋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善于经营的财东和职业经理人，他们构筑了包头的商业大厦，使包头成就了一时繁华。“九行十六社”构建了包头第一代商业组织，他们以专业或地域为背景，组成行会组织，制定游戏规则，困难时抱团取暖，兴盛时利益均沾，同乡情、同业情，渐渐成为邻里情、乡党情。粮油、皮毛、缸房、油房、碾坊、磨坊、钱行、当行、杂货行等等，形成了包头第一代商业企业。伴随着民国时期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1927年-1937年的“黄金十年”，包头的工商业跃进到近现代，如漠南矿业公司、电灯面粉公司、中国银行等都开始在包头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诞生。包头已经不再是“皮毛集散地”，而成为交通信息金融物流中心。
在民国商业的丛林中，有几个商号具有独特的标志性意义，如：“景新池”“三三照相馆”“包头电话公司”“包头电报局”等。“景新池”是1929年创建、1930年开业的当时包头最大、设备最完善的一家澡堂，景新池是由旅蒙商财东复兴和老板李威与景新明钟表眼镜店经理智佐卿创办，并与已开办清新池澡堂的北京人郭义臣合伙经营。当其时也，包头人刚刚脱下走后山走草地的皮袄皮裤，刚刚放下拉骆驼的毛袋毛绳，刚刚放下走西口的铁锹镰刀，景新池带来了北京的理发、搓澡、修脚等师傅，等于把老北京颇具特色的澡堂文化直接移植到包头。卫生与休闲走进了老包头人的生活，这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是现代文明进入西北的标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包头，已经接受了较高的生活文明和生活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洗澡，对于走西口的农民、拉骆驼的商人和当地的牧民来讲，带来的心理变化不亚于后面我们要讲到的电灯电话飞机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洗澡可能只是生活的小部分，但在当时却是真正的“景新”：一幅崭新的生活风景。卢照邻有诗云：“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老包头一代开风气者早已远去，留下一队队值得我们仰望的背影。(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