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病，心急如焚，但匆匆赶往医院，面对的却往往是“排队数小时，看病几分钟”的尴尬。尴尬乃至恼火的背后，是医院儿科“患多医少”的窘境和儿科大夫超负荷工作的无奈。面对这一窘境，家长担心的是，如此火急火燎的接诊时间是否会影响病情的诊断；业界忧心的是，在儿科医生“两高一低”职业特点未能得到改变的前提下，若干年后去哪里能找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儿科医生？(《法制日报》6月28日)

　　儿科医生“短缺”是不争的事实。数据最具说服力：《中国卫生年鉴》统计，在2012年全国分科执业医师构成中，儿科执业医师仅占医师执业类别的4.3%；另据权威显示，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个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为他们治疗，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1.46位儿科医师。若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人。

　　我国儿童约为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家，占全国医疗机构的0.42%；儿科床位25.8万张，占全国医院床位数的6.4%。中国儿科医师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培养机制长期缺失，近15年里，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人。

　　儿科医生紧缺直接导致我国儿童看病难。儿科医生“短缺”的根本原因何在？医务界普遍性的看法是：“儿科医生风险大，任务重，个人发展空间小，工资待遇不高”。

　　其一，从医疗角度来看，儿童身体发育尚不成熟，易患疾病且病情变化快，又不会用语言准确表达病情，需要儿科医生全面调动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作出分析判断，因而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由于专业的儿科医生不足、专门的儿童医院太少，致使现有的儿童医院及绝大多数儿科医生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工作运转状态。据对多个医院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儿科医生的人均日门、急诊量达到每个医生50～60个孩子，高峰时逾百人。这种超负荷，不仅体现在劳动强度上，更体现在心理上。儿科的高风险、超负荷接诊容易诱发医疗纠纷甚至是医疗事故，因而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更高。这就导致一些医生不愿意干儿科。

　　其二，从劳动报酬来看，儿科医生的待遇不高。由于儿科是大门诊、小病房，病人主要集中在门诊上，且病种相对单纯，辅助检查少、用药量比较小；儿科收费相对较低，仅按照成人收费相对减少的原则定价；此外，儿科人力成本高。医院若按科室经济收入定绩效，儿科医生、护士的收入通常比其他科室要差得多。另外，相对于大内科、外科等科室，儿科医师在科研方面也不容易出成果。

　　其三，从学科角度来看，儿科在综合医院不受重视，其学科地位也受波及，通常被戏称为“小儿科”。为了拓宽专业面，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随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使得这个行业陷入人才供应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

　　可以肯定，儿科医生短缺的背后，大多是医疗过度市场化，过度依赖市场手段调解医疗服务关系所致。儿童医疗收费偏少、儿科医生待遇差、供求失衡问题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具体来说，首先要增加投入，确保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县级以上妇幼保健院必须设置儿科，并增加儿童专科医院数量，以满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

　　其次，应鼓励儿童专用药品研发和生产，完善儿童用药目录；提高儿科医生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儿科医疗保健事业；加强儿童健康相关科学技术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推广适宜技术。

　　尤为重要的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迅速扭转儿科医疗人才紧缺局面。相关部门应重新考虑建立完善儿科人才培养体系，多渠道培养儿科医生。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一些重点医学院校已重新开设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儿科专业”等相关专业。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制度来支撑，不对儿科实行政策倾斜，不为儿科医生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单靠重新开设专业，很难吸引更多学生选择儿科专业。(廖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