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一路口工地门前，挂了一串汽车车牌，有十几副。73岁的李爹爹说，这些车牌都是前几天下大雨被冲走后，他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摸回来的。他捞车牌赚外快，成交价大都在三五十元，最贵一副车牌收了100元。他强调，出水后双腿痒得厉害，身体牺牲也不少。不过，这事儿还是引发不小的争议。

　　这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有偿家教不丢人，医疗红包不丢人，耍蛇的“大师”落马也不丢人……偏偏是捞车牌赚外快的老人，反倒需要在道德层面接受诸多拷问。

　　当城市开启“看海模式”后，车与艇就傻傻分不清。在大雨里泡一会儿，车牌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类似“北京车主暴雨夜捡到18张车牌”等新闻，成了梅雨季新闻版的惯例。捡到车牌怎么办？一种是“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一种是坐待失主上门领牌。不过，这都是捡到后的道德选择。李爹爹之于车牌的关系，不是捡到，而是捞到——是主动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摸车牌”。当然，车主与之并无契约关系，对于李爹爹的捞车牌行为，适当给予保管费又或者一毛不拔，都可以依法要回自己的车牌。

　　真正值得警惕的，倒是抽象的道德牌坊主义思维。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义不容利，就像法不容情一样天经地义。好像在道德范畴谈钱，是很伤感情的事。结果呢，道德成本被人为规避，道德行为越来越像沉重的枷锁。人人都是空谈家，人人都有小九九，道德在神龛上被膜拜，而不是在生活中被践行。就像污水里的车牌，宁可被风吹雨打去，宁可逼着车主花更大代价去重装，也见不得小成本的道德感谢既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又褒赏了李爹爹的捞车牌行为。

　　当道德诘责涌向“捞车牌赚外快”行为的时候，不能不提“子贡赎人”的故事——鲁国律法规定，凡见到鲁国人在他国沦为奴隶，自己垫钱将其赎回的，可领赏金报酬。很多鲁国人因此而获救。子贡也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去接受赏金，大家称赞他重义轻财，孔子听了却十分窝火。为什么呢？孔子认为，一旦大家觉得领回奴隶而不应该领取报酬，那么，迫于这种道德压力，最后就是没人愿意去掏钱救人。最新的消息称，迪拜推出的新法律规定：拾金不昧者可按情况获得失物价值10%的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迪拉姆(约人民币8.5万)。若失物1年内无人认领，拾金不昧者可得所拾全部。这样的制度设计，总比逼人行善更有感召意义。

　　拾金不昧固然要表扬，“捞车牌赚外快”也不丢脸。这，才是生活之常态、道德之常态、法律之常态。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