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3月23日《新京报》)

　　无论是高考模式改革，还是招生制度改革，其目的指向都是很清楚的，无非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更加以人为本，符合人才成长规律，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个层次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与建设者；第三个层次是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高素质人才，破解“钱学森之问”。那么，实行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两种模式高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破解我国的教育弊端呢？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披露的一个数据，确实让我们很羞愧：“美国81%的工程专业学生一毕业即可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的这一比例仅10%。”接着，饶子和院士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高考教育须从规模扩张转到内涵发展上来；二是实行正面、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高校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相应的权限，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高校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三是改变高校拨款机制，将学校拨款数额与学校办学质量水平挂钩。

　　招生考试改革固然十分必要，但人才培养改革才是关键所在。纵观目前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招生考试改革从没有像我们这样纠结，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日本，都没有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将“宽进严出”真正落到实处，在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的统领下，理论教育主要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下功夫，实践教育强调校内外合作。在职业教育方面，德国更是实行“双元制”，学生至少有1/4以上时间在企业，完全按照企业生产要求进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

　　教育部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是因为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都有所不同；也只是主要对中职、职中在读生及部分高中生有影响。近年来，我国高考录取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考生人数下降，录取率上升，高职高专生源告急的现象已经从东部蔓延到西部地区学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如四川，开始试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联合招生；而湖北，提出将在分本科和高职两次高考的基础上，逐渐推行高职注册入学制度。

　　在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大学“宽进”的阶段，如果没有人才培养质量激烈竞争的基础，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不仅对进入大学“门槛”的把控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也不会因为实行了两种模式高考就自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考改革没有必要弄得如此复杂，更没必要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如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落实，衡量高校和对高校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尺度变为人才培养质量，就自然会倒逼高校的自主招生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高等教育入学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确实很大，设计合理的高考制度十分必要。但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能不能读大学变为读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路径也就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必须从过去的重选拔转变为重培养。如果培养质量的问题不解决，无论怎样的高考改革设计，到头来都难逃“失败”的指责。所以，教育部的高考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更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饶子和院士的建议，将招生考试改革与人才培养改革协同推进。(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