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榕

　　如果说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是一道彩虹，那么文化繁荣就应当是其中那抹艳丽的鲜红。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就全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只有文化——属于内蒙古的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才具有鲜明的个性。

　　如何创新发展草原文化?

　　创新和发展，需要基础。文化的创新发展，基础尤为重要。草原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草原文化。

　　如果说，一个民族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这种方式中蕴含着的价值观就是文化，那么，草原人民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就是草原文化。这是千百年来草原上众多民族和平共处、和睦互助、和谐发展的结晶，具有以特定价值标准规约行为的引导性、存在样态的丰富性、在实践中得以传承的习得性，以及独具北疆气派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草原文化要创新发展，还要明确草原文化的表现形态是什么。

　　从各种物质实证性草原文化遗迹，各种文字和影像记载下来的草原文化现象，一直到目前草原人民行为中传承着的文化价值取向，都是认识草原文化的重要渠道。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出土文物，是直接、间接承载或见证过草原文化发展变化的；草原民族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民间艺术)、节庆礼俗中蕴含着的价值观，如“天人相谐”“恪守信义”等等，又是研究草原文化不能忽略的重要领域；那些记载或反映草原文化的历史书籍、文学作品，甚至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资料，也是认识草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由此可知，草原文化，不仅具有存在样态的丰富性、社会历史的记录性、精神价值的承载性，而且具有地域和民族的独特性、可资利用的无限性。

　　那么，如何推进草原文化创新发展呢？

　　创新，具有建构性、开拓性和引导性，因而用科学的方法，即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创新，至关重要。具体到草原文化，同理，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创新。

　　草原文化要创新发展，首先要“追根寻源”，即认识草原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当我们肯定“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是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时，探究其生成的根源，尤为重要。是草原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草原文化特质？是草原民族独特的生产实践活动生成了草原文化特质？亦或是草原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构成了

　　草原文化特质？还是三者共有的合力？只有准确抓住事物生成的根源，才可能合乎规律地有效推进草原文化的创新发展。毕竟，根，具有制约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定性。

　　草原文化要创新发展，必须注重“融陈出新”。陈，是传统；新，是发展。融陈，不是推陈，更不是弃陈，而是把传统中合理的部分，即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继承下来，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符合内蒙古人民精神需求的文化财富。例如，在蒙古民族过春节(“查干萨日”)的习俗中，有一系列与祭祀相关的活动，包括祭敖包、祭苏力德、祭祖先、祭火，等等。其中既有对英雄、对大自然、对生命的崇敬，也有对父亲和母亲的崇敬。当学者们在深入调研和广泛论证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展敖包节，以便最终确立敖包节，就是对草原文化非常具体的创新和发展。因为，礼敬和感恩是一切节庆活动的灵魂。敖包节，既是对草原文化中祭拜英雄敖包、腾格里敖包、神祉敖包等传统礼俗的融合，又是对巍巍华夏作为礼仪之邦崇尚礼节、礼仪的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提升。

　　草原文化要创新发展，还要强化“顺势开拓”精神。打破思维定势，建构问题意识，以新的视角、方法和态度，推进草原文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在不断适应、紧跟时代的基础上，能够不断适应内蒙古人民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需求；同时也是为了紧跟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前不久，影片《诺日吉玛》获得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民族题材电影特别奖”，就是对草原文化创新发展的肯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守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蒙古族妇女诺日吉玛，先后救回一个受伤的苏联红军和一个受伤的日本鬼子。在同一个蒙古包里，如何相处？悬念一点点推进，草原文化的深意一点点凸显出来：尊重生命、反对战争，不等于无能，更不等于懦弱，只有历经世界风云洗礼的民族，才更加珍视和平。无疑，这个与众不同的创意，一经艺术化，便是对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合乎当下世界形势、合乎时代需要的创新和发展。

　　真正的文化创新从来都不神秘，因为这是创新者由衷而发的情感需要，从实际出发的生存需要，对民族和国家有所担当的良知的需要。其中创新与继承、方法与目的、主体与环境的“共情关系”，必然是草原文化创新的历史基础和现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