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绥站
◎白文宇
“二姑舅捎来那一封信，他说是那西口哎好收的成”，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句唱词。对于农民来讲，还有什么比好收成更具有吸引力呢？晋陕人就这样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地域关系为互助，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口路。
坐火车从山西吕梁到包头，只不过是六个小时，但在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却跋涉了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到达了口外草地。其中的辛酸和苦难，我们这些走西口的后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只有在晋陕民歌中的唱词中能体会到：“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小川河，耍一水，拔断儿根。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芨芨，盖星宿，难耐天明。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沙蒿塔，碰土匪，险乎送命……”一段段悲切的民歌已经湮灭在岁月的深处，那条用几代晋陕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草原荒漠上铺就的百年谋生路，成为一道深刻的历史印记。
民国年间，洪水、干旱、虫害等自然灾害频频在“口里”地区上演，庄稼经常颗粒无收，农民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再加上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西口外的绥远的确是一块好地方，大青山南麓的冲积平原是绥远省的粮仓，土默川、大后套土壤肥沃，一望无垠的草地比起晋陕的山沟沟是多么让人心旷神怡啊！
从明末到民国，不论是偷偷出走还是政府鼓励，“西口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两百年余来，多少走西口的人靠一辆推车或两个箩头、一根扁担、一副挑子，前挑孩子，后挑家当，挑着全家的希望，一步一步走向塞外。在没有移民减价火车票之前，只有少部分人从中原直接坐火车到绥远，多数想到蒙地谋生的内地汉人都像祖辈们一样跋山涉水，经过重重关口，先经过缓慢的黄河水运再经陆路周转至目的地。
早在1925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即制定了由京绥(1928年6月随着北京更名北平而改称平绥)铁路发售移民减价票的规划。但为时不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铁路忙于运兵，而导致收入锐减。外患频频，内弊丛生，更令铁路债台高筑，发售移民减价票便成为一纸空文。
到了1933年6月，南京政府铁道部前法规委员会委员沈昌，派充平绥铁路局局长，为“振兴路务”，制定了包括恢复发售移民减价票的“复兴规划”。而此时国内开发西北的声浪日趋高涨，平绥铁路此举无疑顺应潮流。
平绥全线通车之后，铁路局几次重新修订移民减价票的发售办法，为“走西口”提供便捷低廉的交通运输条件，商人、农民不必为传统方式所限制。“移民票成年人按普通三等车票价格的四分之一出售；12岁以上20岁以下的在成人票的基础上减半；移民的母亲、妻子和不满12岁之子女，一律免票。”和现今的学生票一样，移民减价票于每年的2月20日到4月20日出售。除了减价还发售小工票、行驶小工专列等，便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移民的往返。
内地的灾民只要在原户口所在地登记个人及家庭信息，就能得到国家铁路移民补贴，乘坐平绥铁路列车迁往内蒙古西部地区，更方便、快捷，又避免了风吹日晒的赶路之苦。平绥沿线各车站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打着地铺睡在月台上候车，只要有到丰镇、绥远、包头的三等火车，车厢、车头、车顶都坐满了旅客。归绥市的街头到处是从“口里”来的百姓，每一趟火车到站人们便蜂拥而出，年轻力壮的挤在出站口的前面，老弱妇孺却只能在月台前望人流兴叹，站里，箱子、行李、铺盖卷堆积如山，排队等着下车移民的人群更是从站里排到了归绥街市上。
伴随铁路移民而来的是巨大的变革与冲击，新移民为绥远省带来了劳动力，也带来了资源和商机。铁路沿线的集宁、包头、绥远等地成为各类商品的集散交换中心，吸引着走西口的移民到此从事商业买卖行业，内地商人纷纷迁至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以及城镇与城镇间的繁华地带去寻找更多的商机。正如史料所载，“平绥路通，交通便利，外埠雇主纷至沓来”，从丰镇、集宁，到归绥的大西街、大召前大南街和北门外，再到包头市的西前街，一家家商铺的分号不断开设……
拉铁摩尔曾形容火车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确实如此，许多新鲜的消息和先进的工艺理念随着火车传播到铁路沿线各地，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电灯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纷纷成立，绿牌面粉、绥远五塔牌面粉远销平津地区，皮革业、面粉业、电器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铁路带动了绥远近代工业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