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郭鸿霖，不能不提郭家巷，也不能不提其父郭向荣。郭向荣祖籍安徽，于同治六年考中武举人。左宗棠任陕甘军务钦差大臣时，郭向荣随左宗棠入陕被委以转运粮饷之重任。能入了清代为数不多的股肱之臣左宗棠的法眼，可见郭向荣的能力和名声。后因功升为副将，清政府赐其“冠勇巴图鲁”，并赏戴双眼花翎。清朝规定只有宗室和被封为镇国公、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驸(妃嫔所生女儿的丈夫)才有资格享戴双眼花翎。而除此之外则只有建立功勋的大臣才可能被赏赐。从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公大臣一旦被皇帝“拔去顶戴花翎”，则基本上面如土色。这个郭向荣不仅有如此殊荣，他率领的军队都扛着清朝国旗龙旗和“郭”字大旗，这和岳飞的“岳家军”有一拼了，可见郭向荣在清代军中的地位。1881年，左宗棠平定陕甘、收复伊犁。同年，西北回民军余部进入河套，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金顺屯戍包头镇(在马升戍防后)，郭向荣随军来到包头。吕祖庙筑台碑文有“陕甘总督补用副将郭向荣”字样。郭向荣另一重要贡献是在1867年在河套地区开设了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成为大后套买卖中心。当时有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这个隆兴长发展成后来的五原县(在当时尚属萨拉齐管辖)，后来被河套著名“河神”王同春买下。1900年郭向荣告老还乡，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郭鸿霖。在五原地方志中，对郭鸿霖有这样的记述：花天酒地，商号没落。作为公子哥，大概也难免有些荒唐事，抑或人们并不了解他只是借酒浇愁。至于商号没落估计是真实的，但在包头地区的记载中则没有这些，抑或是为贤者讳？存疑待考。郭鸿霖幼读私塾，1905年考取秀才，这个秀才已经不是从前的秀才。郭鸿霖其实毕业于马王庙两等学堂(今胜利路小学前身)，也就是初级中学的样子，但为照顾人们的心理，在发新式毕业证时也给个“秀才”的名号。因为当时绥远地区归辖山西，所以从这里毕业后即可升入太原三大学堂(优级师范、警官学堂、法政学堂)，毕业后就能给个“举人”头衔。郭留校任教并被提拔为学堂堂长，他与另一青年志士李茂林是同窗好友，由李推荐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山西的阎锡山也于10月29日发动起义，由于山西和绥远的特殊关系，便派人到包头联络郭鸿霖等同盟会会员一起响应。郭与战友们约定11月1日起义，但未成功。11月9日，驻归绥外八旗巡防队在张玉林、曹富章等人率领下暴动，并运动到包头地区，包头的同盟会会员云亨、王定圻、杨云阶等人从北京赶回迎接起义军入城，不料轻信当时驻包头五原同知(兼管萨拉齐事务)樊恩庆，在马号巷被清军几乎一网打尽，是为著名的马号巷事件。而郭鸿霖则在逃脱后的第二天被捕，并在牛桥街，这条他走过无数次的街巷上被当众杀害，清军还把人头挂在杆上——这是所有专制恐怖政府或组织惯常的恐怖做法，具有典型的反人类罪特征。但这个樊恩庆在他家乡则颇有口碑。当地史志记载:樊恩庆祖籍河南，从山西洪洞县移民河南洧水南岸，耕读传家。其族人聚居地在新密市超化镇樊家寨，是当地大户，建有樊家大院，为清代建筑。古楼为当年密县首富樊膳所建，当地有民谣曰：“出了城门往南看，除了魏文(另一富户)数樊膳。”樊家最骄傲的除了首富樊膳外，另一个就是樊恩庆。当地的记载是这样的：樊恩庆为家族留下的则是清廉正直、为民担当的美名，樊恩庆清代末期曾在呼和浩特做官(先任五原同知，后任归化城同知)。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离任时当地百姓送万民伞，并在归化城建生祠祭祀他，据说他的生祠如今仍在。后来，他辞职回乡，尽力为乡亲办事，受人爱戴。一直活到新中国建立，并被命名为开国绅士。这段记述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可能确实是个好官，比较清廉，这和镇压辛亥义士应该分开来看；二是家乡为尊者讳，或者并不清楚他在包头的所为。樊恩庆活到1941年以后，依此推断，他在包头、呼和浩特、五原任同知等职时也就三十岁左右。同样是年轻人，樊恩庆选择了为清政府“守土有责”的道路。而郭鸿霖等辛亥志士则选择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共和之路。站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有句话应当铭记：在历史的交叉路口，我们应该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方。但后观历史，站在真理正义一方的大多时候是少数人，芸芸众生无非随波逐流、泥沙俱下而已。

　　马号巷事件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很多，除了辛亥义军的七位首领之外，包头同盟会中还有王肯堂、巴文峒、经权、云亨、李茂林等。

　　经权，云亨，两个生于土默川美岱召和沟门的青年，在辛亥年的浩荡风云中脱颖而出。他们在少年时代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经权幼读私塾十数载，他是土默特旗副参领都格尔扎布之堂侄，也就是塞外三大文豪之一的荣祥的堂兄弟，后为私塾教师。云亨幼读私塾，后在包头读书八年。1902年入当时绥远最高学府归绥中学堂学习三年，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青年时代因读书而了解了康梁的改革变法思想，并在早期即加入了同盟会。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其实知识也能改变国运，知识分子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是一个国家的瞭望者，知识分子堕落了，整个社会肯定已是黑白不分礼崩乐坏的泥潭。在阎锡山于辛亥革命后兵临萨拉齐时，经权冒险缒城，向阎通报清军布防情况。革命军迅速占领萨拉齐县，并将地方武装和被释放犯人组成敢死队，兵锋直指归绥，后被同盟会中央任命为归化城都统。当然，这一任命只是纸上谈兵，因为当时的归绥地方政府还存在。后来袁世凯称帝，经权与其他同盟会会员发动反袁，在这一点上他们很清醒，坚决反对帝制，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被绥远都统逮捕，在审问时，命其跪下，经权反问：给谁跪？审问人手指袁世凯画像说：给皇帝跪。经权道：岂能给国贼下跪！这几句对话写起来很短，但它却是民国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身正气、铮铮铁骨的标志。正在审问人喝令“动刑”时，有人与审问人耳语：袁世凯去世了。于是经权戏剧性地活了下来，只是被囚禁了几个月。1918年告病返回美岱召村，不久病逝，时年36岁，土默川一代豪杰过早殒命。

　　云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盟会1905年成立)，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1910年云亨考入北京殖边学校，1911年9月被派回绥远策划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五，云亨也在五原厅同知樊恩庆的马号巷鸿门宴上。但他来到时，碰到了回民队队长马善元，马善元是巴文峒的好友，巴文峒和经权是表兄弟，经权和云亨是密友，故他们熟识。因为辛亥革命中有些地方有损毁清真寺的过激行为，樊恩庆便利用这一点把包头的回族群众组织起来结成同盟，在马号巷事件中回民队也参与镇压起义军。因为是熟人，马善元把云亨从厕所墙上吊出去。云亨躲过一劫，潜回故乡。而巴文峒则被吓成半疯状态。一个多月后，阎锡山的革命军开进包头，樊恩庆赴归绥任职，云亨成为阎锡山的重要干将。云亨利用自己的声望亲赴上海、南京见孙中山、黄兴两位辛亥领袖，力荐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然而，世事难料，中国的政治处处充满心机和阴谋，阎一旦梦想成真，反倒忌惮云亨在孙中山和同盟会中的重要影响，把他从太原派到包头为包头镇守的协办(当时任命孔庚为镇守)，但他刚回包头，孔庚已被派职大同，当他随孔庚到大同时，阎锡山早任命另一人为大同镇守使了。阎锡山一石二鸟，迫使孔庚交出了兵权，云亨一气之下投奔陕西倒袁势力。但最后又轻信阎锡山回晋，下火车即被捕。知识分子往往缺乏政客们的阴谋诡计。此时的云亨，后悔不迭。好在袁世凯已死，云亨被押京后释放，返回太原后，阎锡山竟亲到车站迎接，并说抓他是袁世凯所为，与他阎锡山无关，你不能不佩服阎老西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人物。但云亨已心灰意冷，掷还阎锡山的三百元“赠款”，拂袖还乡，保存了自己的书生本色。后来的云亨在石拐煤矿(因漠南公司有他熟人孔庚的股份，孔为实际创办人)潜伏数年，后又回乡任教，以期培育后人，无奈多年流离颠沛，死里逃生，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到1925年，冯玉祥邀云亨进京，委任他筹建军队，后在河南筹备部队时中流弹殒命，时年43岁。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作为辛亥元老的云亨，其子云继先真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云继先和乌兰夫、奎璧等人一起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后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战争，声誉卓著。后被德王请回绥远的百灵庙参与“蒙古自治”，但当德王与日本人越走越近时，他开始与乌兰夫、傅作义将军联系，准备脱离德王抗日。云继先最为光芒四射的伟业是在1936的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当时属乌兰察布盟)打响了中国抗日第一枪——百灵庙暴动。百灵庙暴动后，云继先被起义队伍中的内奸杀害，但英名永存。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云继先当为先驱，这是历史的记录。

　　今天的城市，满街的共享单车成为一道风景，但当时光回到一百年前，当包头出现第一辆自行车时，那可是轰动全城的大事件——虽然自行车的发明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李茂林，包头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革命者，包头第一个海归留学生，包头第一个与孙中山密切接触的人，包头第一个登台演讲传播民主共和思想的人，包头第一批自己剪掉辫子让老婆放脚的人，包头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是老包头人尽皆知的“疯子”，一个孤独的前行者。祖籍陕西神木的李茂林生于包头东河区财神庙二道巷18号。关于他的家庭出身记载不详，但从他能在清水河小学堂、山西省师范学校、京师国子监等地求学来看，肯定是殷实之家。1904年，他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如鲁迅先生一样，先学医，然后进入东洋大学警务系。众所周知，同盟会正是此间在日本成立(1905年)，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他们这一代留学生最为关注的西方文明。日本虽然和欧美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特别是经过福泽喻吉——这个印在日本钞票上的思想家的沐浴和洗礼，已经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组建由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合并而成的同盟会，李茂林在日本即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前身)，而且和孙中山先生成为好友，1905年随孙中山赴比利时考察、筹款。1906年，学业未成的李茂林和众多同盟会会员回国，开始筹备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他临走时，孙中山亲往送行并合影，可见其在孙中山眼中的分量。其时的包头，依旧是一个偏僻落后的村镇，虽然有商业文明兴起，但思想的守旧、观念的陈腐几如从前。李茂林回包头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自己的妻子放脚(在这点上，慈禧太后的眼光很超前，曾下令放脚)，成为老包头街上最为轰动的事情。他也剪掉了那根奴才标本式的辫子，成为人们眼中的“怪物”。每逢节日商会社团唱戏，他不失时机地开始高台教化：在日本看到的新鲜事物如火车、火炉等让包头镇的人们目瞪口呆。他骑着从日本带回来的一辆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绝尘而去，把老包头的人们惊掉下巴。于是，一个出生于包头，已经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同盟会会员、反清志士在老包头的“闰土”们眼中成了“李疯子”。在他和山西同盟会成员王建屏的发动下，他的同窗好友郭鸿霖、李士元、王定圻等纷纷加入同盟会，落后荒凉的包头竟成了早期同盟会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马号巷事件中，李茂林跳窗越墙跑掉，这大概得益于他在日本警务系学习的基本功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李茂林去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筹备临时政府。袁世凯当政后，宋教仁领导的国会多数派国民党(原同盟会)期望通过议会斗争争取权力，李茂林在北京、河北一带做参议员竞选工作，袁世凯因为害怕国民党议会做大，派人监视他。李茂林一气之下将监视他的人摔死，他的基本功真是了得。后因此在石家庄入监，直到袁世凯去世。1916年，李茂林回到包头，后在山西繁峙、五寨等县做过几天警务长。1920年冬，李茂林死于石拐一马厩内，死因不明。年仅37岁。一代英才，如此离世，让人扼腕。

　　辛亥革命期间，绥远地区的包头、归绥(呼市)、丰镇等地志士云起、旌旗猎猎。但不可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天然的不足，这些志士们可能并不真正清楚他们为之奋斗的共和理想是什么样子。而且在激情四射的同时有些饥不择食，为了心目中的革命，他们和绥远地区的一些会党甚至土匪合作，以壮大力量，如卢占魁、张占魁(小状元)等，这些做法不可避免会引起官府的不屑与民众的不满，也注定了他们多数时候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们的万丈豪情、崇高理想和舍生取义的精神依然是北方暗夜里那一束璀璨的流星，短暂而炫目。(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