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人口迁移活动，始于清乾隆年间，光绪年间形成高潮，直到清末民初才告结束，前后经历大约300年的时间，其实，早在明初中叶，土默川上的“走西口”就拉开了序幕。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阿拉坦成为土默特首领，分六部十二哨，驻牧于大同镇边外，其范围东至正蓝旗，西至包头。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府巡抚御史张文锦强行遣兵戍堡，激起官兵反抗，后虽被镇压，但还是有不少士兵逃往塞外。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总兵官李瑾强迫士兵挖战壕而引发公怒，役卒王福胜、王保等人杀死李瑾，举旗兵变，后又有不少人逃往塞外，这是首批进入土默川的汉民。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同白莲教徒发生暴乱，攻城掠地，后被明军追剿，其首领吕老祖(吕鹤)及李自馨(山西山阴人)、刘四等人投奔阿拉坦，随后，萧芹(山西左云人)率众逃往土默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赵全等二十八人也前来从之。当时，明朝对蒙古诸边实行封禁政策，对阿拉坦汗的多次求贡互市予以拒绝。无奈的阿拉坦常常率兵袭扰明朝边镇，以解决生活物资短缺的问题。对于投靠自己的汉民，阿拉坦则采取抚恤和利用的办法加以安置。据《俺答封贡》记载：“俺答(阿拉坦)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人侦诸边，或入亲师，凡中国虚实，尽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怀智等皆署为长。”此时投奔阿拉坦的汉民以从事牧业为主。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阿拉坦接受白莲教徒丘富的建议，制定优惠政策，招徕安置汉民发展农业，“岁种地不过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成为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力，但农业人口少还是制约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据《万历武功录》记载，白莲教徒赵全引领阿拉坦军攻破平虏、朔州等地，杀掳男妇万余名口，衣粮头畜无计。回营，全与李自馨驱使被掳汉人各筑土堡一座，全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颇坚壁自固，这就是板升的雏形。“板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蒙古人对汉民“百姓”的称呼，另一种解释为汉民到土默川后，用“夹板而升”夯土法建造居所，后“板升”引申为村落之意。有史料称，丘富和赵全是板升农业的开创者。优惠的农耕政策和舒适的安居环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晋陕人偷越边境进入土默川之地，拉开了“走西口”的序幕。
据资料统计，嘉靖年间，阿拉坦率众十万左右，时有白莲教众达万人，到嘉靖末年，移居土默川的汉人多达五万之众。由于边境战事及蒙古军队常常破关掠寨，加之明朝统治的腐败，导致边境汉民往往拉家带口，甚至整村迁移至土默川上。守边军士更是人心涣散，士兵处境极为恶劣，结果导致边境守兵大量逃入土默川，投奔阿拉坦汗。阿拉坦汗任用白莲教首领丘富、赵全、李自馨、周元等人为幕僚，一方面加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加大了攻城掠边的力度。据史料记载，当时赵全拥有人口万众，板升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都成为大小板升的领主。阿拉坦甚至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在赵全等人的帮助下修建了大板升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全与自馨，彦文，天麟等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复起朝殿及寝殿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令画工绘龙凤五彩，艳甚”(《俺答列传》)，这座城就是今天的美岱召。也就在这一年，嘉靖帝驾崩，赵全怂恿阿拉坦入明。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十二日，阿拉坦攻陷召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五月初十，犯大同任达沟，九月初四率六万骑分三道攻打朔州、老营、偏关头，九月廿四京师戒严，十月初五，破大同、太原，劫掠近千里。隆庆二年二月十七日，犯柴沟堡，新庄等处。隆庆三年九月初六，再进大同，分掠山阴、浑源等处。隆庆四年四月初九，阿拉坦从平鲁边口入境大举南犯。
转机出现在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阿拉坦汗的爱孙把汉那吉投奔明朝，经过谈判，双方达成“隆庆和议”，明朝答应开放边市，实行通贡互市，阿拉坦汗则把白莲教首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麟、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九人交由明廷处置。“隆庆和议”后，蒙汉人民在边境聚集处做生意，这些被开放通商的地方称为“口”，而西口(杀虎口)则是汉民与蒙古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从隆庆五年(1571年)到崇祯四年(1631年)的六十年间，土默川地区和平稳定，农牧并举，修筑板升，发展城镇，引进边民，薄赋轻徭。顾祖禹在《读史方與纪要》中这样写着，“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而在《万历武功录》中更是记载了“开云田丰卅地万顷，连村数百”的繁荣景象。方逢时在《塞上谣》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净如淮。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鎑朝复暮，柴门鸡犬皆相依。塞上千山如列戟，烽火处处狼烟息……”据统计，到隆庆时期，土默川上的人口已达到40万。
天启七年(1627年)，蒙古大汗林丹汗由辽东起兵，七月击败土默特部首领卜石兔(阿拉坦汗的五代孙)，十月，击溃右翼联军，占领归化城，土默川上战火又起，大部分汉民返回“口里”。到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林丹汗被击败西迁，皇太极占领归化城后，下令“分略诸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至此，土默川上的村庄大部分被焚烧，侥幸留存的村庄微乎其微。虽然塞外汉民经过林丹汗和皇太极的两次战火，大部分又返回“口里”，但还是有部分汉民留存下来，如今在土默川上，追溯村庄的历史，也有个别村史记载村庄建于明朝。总之，明代汉民迁徙土默川正是清代“走西口”的滥觞。（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