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五原建立的移民新村，段绳武向村民训话。

　　移民新村的小伙子娶到了漂亮的媳妇，手握钢枪屯垦戍边。

　　1933年，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黄河溃堤，洪涝成灾，饿殍载道。段绳武与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发起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并取得政府支持，但第一批移民只有30户，这30户移民也大多抱着去西北发财的一厢情愿，没看到遍地黄金便作鸟兽散。1934年至1935年又组织330余户1100多人移民至包头南海子村附近，这就是今天犹存的河北村。这些移民每户可得贷款400元、土地100亩，还清贷款后即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河北村位于南海子东南，这个选址并不理想，土地大多因黄河而盐碱化，属于中低产田，所以段绳武在后来的移民中便把选址放在了自然条件更好一点的五原县，建起了“河北乡”，也叫“河北第二新村”，由南中北三个村庄组成。

　　“河北村”“河北乡”是当时中国新农村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新农村实验一脉相通，故“河北新村”又名“新生活改进社”。但因段绳武是军人出身，而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段绳武的新农村更多了一些准军事化的成分。

　　新村建设为统一标准，四面筑四方围墙，迎南居中开大门，围墙四角筑有炮台，以防匪患；村正中为公共活动场所，有花园、运动场等，运动场中心立有一个高高的木架，上悬一个大钟，为招集村民集合而用。北面靠围墙与南面大门遥遥相对，修建一排20多间正房，正中为村礼堂，兼作小学教室，两边分别为村公所、合作社、仓库、碾坊、磨坊及其他手工业作坊，还有车棚、畜圈等。村内四处，按一定距离，分建村民房舍，一排排井然有序，每户房前留一块空地，供住户种菜，并专挖一条小渠引水入村，供各户浇灌菜地。“河北第二新村”南、北、中各村分设村长、副村长，管理村中大事；还建立了村民大会，负责村长的选举和罢免，以及制定或否决村民公约等事宜；另有监察委员和调解委员，分别组成监察委员会和调解委员会，各司其职。以上属村级权力机构，

　　另外还建立了群众性组织。

　　因当时匪患频仍，自卫团负责组织和训练青壮年村民，以维护本村的治安保卫。经段绳武申请，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拨给步枪100支、手榴弹50箱，供“河北第二新村”自卫团使用。教育委员会负责办学，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段绳武曾到山东曲阜、泰安等地考察，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后，先后在包头南海子和五原新公中两个新村各建了一所武训小学。学校实行半农半读，授课与生产劳动结合，学以致用。良心省察会负责对村民进行思想品德方面的引导和教育，比如让村民通过到礼堂瞻仰挂在墙上的孔子、孟子、关羽、岳飞等古代圣贤和英烈的画像，引导村民见贤思齐，激励忠勇爱国的志气。同时还组织村民绘画、唱歌、演戏、扭秧歌、踩高跷，以寓教于乐的形式，给村民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村民自治会，由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组成，以自治的方式协助管理村里诸事，如劝说和监督村民戒除大烟、不赌不娼、不盗不劫、安分守己、勤俭持家，还要说服村民节约存粮，以备灾荒。

　　此外，新村还建有合作社，分信用、供给、运销、利用4个分社，分别负责办理村民储蓄、物品供应、农副产品销售以及改善村民文化生活等方面事务。

　　在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悬挂着段绳武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段绳武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兴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

　　“河北新村”在解决青年村民婚姻大事方面，也有移风易俗之举。新村建立之初，移民中男多女少，一些青年男子的婚姻就成了问题。为此，在“七七事变”前，段绳武与北平救济院取得联系，得到院方热情支持，愿将院内抚养成人的孤儿女子嫁到新村。于是他在新村选好单身青年男子，每人照一张照片，寄往北平救济院，院方将这些照片发给院内的当嫁女子，女子们看照片选人，选好了就将照片带在身上。然后由新村和救济院共同负责，护送这些女子来到新村，凭所带照片认夫，结婚成家。这些女子从北平动身时，新村给每人两件布袍、两身单衣作为嫁妆。北平市政府也出资给每位姑娘买了一件旗袍、一个柳条箱作为陪嫁。这样，新村适龄青年的结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段绳武的河北新村最为人称道的是集体婚礼，他在北京的市长朋友秦德纯帮助下，从救济院中物色女孩子动员嫁到包头、五原，据段绳武女儿回忆，1932年左右在河北新村成全了10对新人，在五原又成全了20对新人。这个集体婚礼很有意思，他把北京上海等地集体婚礼的模式放到包头五原，没有鲜花，便从地里捧一把盛开的豌豆花。正如段绳武在婚礼上讲的：“我们重意不重物质，这些豌豆花在新人手中的确不比康乃馨差，因为它们充分表现了农垦的意义”。当年随“西北考察团”考察的金陵大学摄影教师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段历史的片段。特别是从北平救济院来到五原的“新娘皇后”吴爱德的婚礼照片，成为这段历史中最好的定格：她的丈夫左手握一把钢枪，右手拿一顶白色的西式礼帽。钢枪象征着“九一八事变”以来华北和绥远地区的危机，礼帽象征着从北平带来的文明风气。

　　为了河北新村，段绳武倾其所有，他的夫人王庚尧成为包头河北新村第一任自编教材的教师。但不可否认，段绳武的河北新村具有很浓的乌托邦色彩，假使没有日本侵华，这样的新村是否会按照他的理想而成为现实，也未可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曾对三十年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只有像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他们几位，和段绳武这样全身心投入的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张鸣先生认为段绳武先生的河北新村在当时还算是成功的，那其他地区的更多试验可能更是一种理想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侯仁之在1936年访问过河北新村，对新村的教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故凡村中受业儿童，须集中于学校教师指导之下，于学校课业之暇，尤必参加家庭和田野劳动……儿童自幼经此训练，一方接受知识思想，一方勤习劳动操作，将普通所谓之狭义教育与日常实际生活打成一片，实为最适合目前中国农村教育之一例。”1934年，冰心女士来包，留下了珍贵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其中写到段绳武，文中依旧称呼其旧名段承泽，并赴段先生约宴，“晨七时乘汽车至段先生所办之河北村，在城东南十五里。行至半道，因雨后地湿，车又陷入泥中，我们都下车步行，不远已望见新村的田亩，田里都种的是糜米、莜麦、玉蜀黍(即玉米)等。绕入新村的短墙，又行里许，至办公处，乘骡车涉水到河边用水车种稻处，泥泞太甚，车颠簸已极。稻田接近黄河，畦中水满，葱绿可爱。水车旁正有数人工作。据云包头试验种稻，此为第一次，水车系采南式自制。农民拟自冀南移来，系黄灾难民。第一次大约移民一百户，年底可到。”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中，段绳武的农村实验是很有意义的。

　　1937年，日本侵入包头，河北新村的事业中断，段绳武应召回归军队，他想在绥远地区建设200个新村的计划落空。五原的河北新村后来遭到伪蒙古军破坏，新村居民再一次逃离第二故乡，仅留下河北村的名字和为数不多的农民，段绳武在抗战中再披戎装成为中国“荣军之父”，负责伤兵工作，并与周恩来建立友谊。1940年，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仅44岁。重庆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塑造了纪念铜像，歌乐山他的墓葬后石岩上留下了冯玉祥将军对他的悼念诗，至今依稀可辨：

　　能吃苦，能爱人，

　　能说出，能实行。

　　大人物，段先生，

　　殁太早，我心疼。

　　岂独裁，世同情，

　　后死者，奋为雄。

　　绥远省在得悉段绳武去世的消息后，将五原的河北乡改为“绳武乡”，以示纪念。他逝世四年后，傅斯年为其作传有云：“仿佛君之于武训，不宜伟欤！”7年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撰文悼念：“段先生是替老百姓做事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别人身上，替别人谋幸福，他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人，也是最缺少的人，这样的好人，是大家的典范，也最值得大家纪念。”

　　在绥远地区，萨拉齐广袤的土地上也留下了新农村建设的影子，它的创造者是山西王阎锡山，段绳武也曾参与。阎锡山主政山西几十年，在当时算是颇有建树的，教育普及，工业近现代化进程加快。1929年，当时的绥远虽已建省，实现了晋绥分治(1928年)，但山西和绥远省的特殊关系依然紧密，1929年4月，阎锡山投资6万元，在萨拉齐镇东南7.5公里处兴办新农场试验区，这也是当时“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试点。可惜，1937年10月，日军占领萨拉齐，新农场实验停办。

　　与此同时，萨拉齐还有另一处新农村实验基地，就是华北实业公司农业部，即后来的兴亚道场。1937年10月，日本人占领萨拉齐后，因该农场属于个人兴办，就以3200元蒙疆币强行收买，改名兴亚道场。日本侵华，损失不仅在于人口、财富，真正的损失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工农业现代化进程被迫停止。

　　包头、五原、萨拉齐的新农村实验是当时中国近现代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这个大规模的实验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其实验进程还将继续，其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会十分巨大。但也不可否认，这些新农村实验都带有一些“乌托邦”和“理想国”的色彩。《理想国》是柏拉图于公元前4世纪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乌托邦》是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莫尔的代表作。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柏拉图构建的城邦里，私欲被节制，社会更重视公德，社会财富公有，家庭消灭，妇女为全体男子共有，婴孩则由社会集体抚养，所有人各取所需。而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不存在个人幸福，强调城邦整体，强调“正义”，统治者有无上的权力，人成为繁殖工具，男女孩被集中进行“洗脑”教育，崇拜极权主义、平均主义。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反乌托邦的主要著作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四八》等。回头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许多类似的乌托邦思想，如果没有日本侵华的中断，这条路会走向何方，仍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又一次开始“美丽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不论当年他们的实践中有什么不足和缺点，但为农民未来着想，为农村建设做事，其伟大的人格、踏实的脚步、崇高的理想，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尊重。（一舟）